出生于1881年，在爱丁堡一个严守加尔文主义的家庭长大。（他成为一名年轻的医生后，口袋里仍然揣着袖珍本的《圣经》。）阿迪斯于1905年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医学学位，并作为卡内基学者在柏林和海德堡进行博士后研究。他是第一个证明正常血浆可以用于治疗血友病的医学研究者。1911年，阿迪斯成为位于旧金山的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临床实验室主任，从而开启了他在斯坦福大学漫长而杰出的医生和科学家生涯，他是肾脏疾病治疗领域的先驱。阿迪斯写了两本关于肾炎的专著，发表了130多篇科学论文，是美国研究肾炎的权威专家。1944年，他当选为享有盛誉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作为一名医生和科学家，在树立自己的专业声望的同时，他还始终活跃在政治舞台上。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那时阿迪斯违反了美国保持中立的法律，为战争中的英国筹款。为此，他于1915年被起诉，1917年被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正式赦免。第二年，阿迪斯成为美国公民。尽管他出身于特权阶层——他的叔叔查尔斯·阿迪斯爵士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但他视金钱如粪土。他成为加州著名的民权倡导者，支持黑人、犹太人和工会会员的权益，他还签署过许多请愿书，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了大量民间组织。他也是激进的码头工人工会领袖哈里·布里奇斯的朋友。
1935年，阿迪斯出席了在列宁格勒举行的国际生理学大会的学术会议，从苏联访问归来后，他盛赞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公共卫生方面取得的进步。苏联医生早在1933年就进行了人体肾脏移植的实验，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他积极游说施行全民健康保险，这最终导致他被美国医学会开除。但阿迪斯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认为，他对苏联体制的钦佩是出于“一种信仰”，作为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这是无伤大雅的小问题。鲍林认为阿迪斯是“一个伟大的人，难得一见的人才——他既是科学家也是临床医生”，其他人则称他为天才。他的同事霍勒斯·格雷医生回忆说：“他不是那种谨小慎微的人，他也不想表现得四平八稳。他是一位探索者，拥有自由开放的思想，既不墨守成规也不桀骜难驯。”
20世纪30年代末，联邦调查局的报告称，阿迪斯帮助共产党在白领专业人士中招募了大量党员。奥本海默后来认为，阿迪斯要么是共产党员，要么就是“准党员”。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一位同事写道：“任何不公或压迫，无论是发生在邻街、城市，还是南非、欧洲、爪哇岛，或者任何有人居住的地方，对托马斯·阿迪斯来说都是对他个人的侮辱。因为按照字母顺序他的名字排名靠前，所以在众多为民主和反法西斯而战的组织的赞助者名单上，他的名字总是十分显眼。”
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阿迪斯断断续续地担任过美国援助西班牙委员会的主席或副主席，正是在这个职位上，他为了募款第一次与奥本海默接触。1940年，阿迪斯称他的委员会在一项营救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行动从法国的集中营中救出了成千上万名难民，包括许多欧洲犹太人。奥本海默本来就支持援助西班牙共和国，这回阿迪斯的务实投入和知识分子的严谨更让他钦佩不已。同为知识分子的阿迪斯博士与奥本海默有很多相似之处，阿迪斯也兴趣广泛，他在诗歌、音乐、经济和科学领域的学问都“融入了他的工作之中……它们之间并非泾渭分明”。
一天，奥本海默接到阿迪斯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到斯坦福的实验室。在这次私下会面中，阿迪斯告诉奥本海默：“你现在都是通过这些救济组织（为西班牙共和国事业）捐款。如果你想让它物尽其用，可以通过共产党的渠道捐款……这真的能帮上忙。”此后，奥本海默会定期亲自把现金交给阿迪斯，地点通常是在阿迪斯的实验室或家里。奥本海默后来说：“他说得很清楚，这笔钱会直接用于战斗。”然而，过了一段时间，阿迪斯又提议把这些定期捐赠交给旧金山共产党的资深党员艾萨克·福科夫（他的化名是“老爹”）会更方便一些。奥本海默一直用现金捐款，因为他认为捐助军事装备而非医疗物资可能不合法。他每年通过共产党为西班牙救国事业捐款约1 000美元，这在20世纪30年代称得上是一笔巨款。但是，当1939年独裁者在西班牙取得胜利后，阿迪斯和福科夫先后开始为共产党的其他活动筹款，比如组织加州外来的农场工人。奥本海默最后一次通过共产党捐款是在1942年4月。
当时70多岁的福科夫曾是一名服装厂工人，他的一只手处于瘫痪状态。在遇到奥本海默时，他是湾区共产党财政委员会的负责人。“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老左翼分子，我无意贬低他，不过这家伙的工人经历只能算是浅尝辄止，他后来对哲学产生了兴趣。他非常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获得了威望，受人信赖。他过去常常因为活动与各界专业人士会面，并从他们那里筹款。”林肯支队的政治委员史蒂夫·纳尔逊回忆说，他于1940年成为旧金山共产党的主席。纳尔逊证实，福科夫从奥本海默兄弟那里收过钱。
1954年，当奥本海默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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