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问及对共产党的捐款时，他解释说：“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钱可能被挪作他用，或者这些用途可能涉嫌犯罪。我当时并不认为共产党人是危险的，他们提出的一些目标在我看来也是可取的。”

共产党经常走在很多进步事业的前列，比如废除种族隔离、改善外来农场工人的工作条件，以及西班牙内战中的反法西斯运动。奥本海默也逐渐在许多活动中变得活跃起来。1938年年初，他订阅了《人民世界》，这是共产党在西海岸新发行的报纸。他经常阅读这份报纸，后来他解释说自己对报纸上的“提出的问题”专栏很感兴趣。1938年1月下旬，他的名字出现在了《人民世界》上，该报报道说，奥本海默、哈康·希瓦利埃和其他几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筹集了1 500美元，用于购置一辆救护车，并准备将其运送至西班牙共和国。

那年春天，奥本海默和其他197名西海岸学者签署了一份请愿书，敦促罗斯福总统解除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武器禁运。同年晚些时候，他加入了消费者联盟西部理事会。1939年1月，奥本海默被任命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加州分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1940年，他被列为“中国人民之友社”的资助者之一，并成为美国民主与知识分子自由委员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该组织让公众了解到了德国知识分子困境。除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所有这些组织在1942年和1944年都被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列为“共产党外围组织”。

奥本海默在东湾教师工会的349地方分会中特别活跃。希瓦利埃回忆说：“那个时期，教员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我们中的几个人多少算得上是左翼分子，我们非常清楚老一辈的那些人很看不惯我们。”在教师委员会的会议上，保守派“总是获胜”。大多数伯克利的学者都拒绝与工会有任何瓜葛，只有少数人除外，其中包括琼·塔特洛克的心理学教授爱德华·托尔曼，他是奥本海默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朋友理查德·托尔曼的兄弟。在接下来的4年里，奥本海默为了扩大工会成员的规模而不懈努力。据希瓦利埃说，奥本海默很少缺席工会会议，哪怕再琐碎平常的工作，他也愿意参与。希瓦利埃回忆说，有一次他们一起熬夜到凌晨两点，在几百封给工会会员的信上填写姓名和地址。工会事业本来就乏人问津，而这项工作又如此枯燥乏味。一天晚上，奥本海默将作为主讲人出现在奥克兰高中的礼堂。这次演讲事先进行了大量宣传，教师工会满以为数百名公立学校的教师会到场聆听奥本海默阐述工会的前景，可是最终来的人不到12个。尽管如此，奥本海默还是站到了讲台上，用他那特有的、柔和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为工会做宣传。

有些人认为奥本海默的政治观点总是受到个人因素的左右。琼·塔特洛克的朋友、共产党员伊迪丝·詹金斯评论说：“有一点很明显，他对自己的天赋、继承的财富及别人与他的差距感到内疚。”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还不是政治活跃分子时，他也已经在关注德国的形势。1933年希特勒上台仅一年后，奥本海默就捐出了大笔款项，帮助德国犹太物理学家逃离纳粹德国，这些都是他认识并钦佩的人。同样，当他谈起那些在德国的亲戚的境遇时，也会感到痛苦万分。1937年秋，奥本海默的姑妈黑德维希·奥本海默·施特恩（朱利叶斯最小的妹妹）和她的儿子阿尔弗雷德·施特恩一家作为难民从纳粹德国来到纽约。奥本海默给予了他们法律上的帮助，还负担了他们的费用，随后不久，他就说服了他们定居在伯克利。奥本海默对施特恩一家的慷慨并非一时兴起，他一直把他们当作家人，几十年后，当他的姑妈去世时，她的儿子写信给奥本海默说：“只要她还神志清醒，她就会全心全意地支持你。”

那年秋天，有人介绍奥本海默认识了另一位来自欧洲的难民——西格弗里德·伯恩菲尔德博士，作为一位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他是备受推崇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师。为了躲避不断滋长的纳粹势力，伯恩菲尔德首先去了伦敦，在那里，另一位弗洛伊德学者欧内斯特·琼斯博士建议他：“继续向西走吧，不要留在这里。”1937年9月，伯恩菲尔德在旧金山定居，据他所知当时这座城市里只有一名执业的精神分析师。伯恩菲尔德的妻子苏珊娜也是一名精神分析师，她的父亲曾是柏林一家大型画廊的管理者，曾将塞尚和毕加索这样的艺术家介绍给德国公众。当他们抵达旧金山时，为了支付生活费用，伯恩菲尔德夫妇卖掉了一幅画，这幅画是他们之前大量藏品中仅剩的一副。伯恩菲尔德博士是一位能言善辩的老师，也是一名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在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师中，没有几个人像他一样试图将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伯恩菲尔德年轻时生活在奥地利，他刚开始参与政治时是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后来又成为一位社会主义者。伯恩菲尔德身材高大，面容瘦削，戴着一顶造型奇特的毛毡帽，像猪肉馅饼一样，帽顶又平又矮。奥本海默显然对此印象深刻，不久后，他也戴上了一顶和伯恩菲尔德一样的帽子。

抵达旧金山才几周，伯恩菲尔德博士就组织了一个由该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