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挖苦道，科学主管的职责并不包括计划生育。奥本海默夫妇也不例外，那时姬蒂又怀孕了。1944年12月7日，她在洛斯阿拉莫斯军营医院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凯瑟琳，昵称为“泰克”。医院的婴儿床上贴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奥本海默”，一连好几天，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想要一睹主任宝贝女儿的模样。
4个月后，姬蒂宣布她“必须回家看望她的父母”。也许是因为产后抑郁症，也许是她在家喝了太多的马丁尼酒，又或者是他们的婚姻出了问题，总之姬蒂处于情绪崩溃的边缘。帕特·谢尔回忆说：“姬蒂逐渐崩溃，她喝了很多酒。”姬蒂和奥本海默与他们两岁的儿子之间也出现了问题。像所有蹒跚学步的孩子一样，彼得很难管教。根据谢尔的说法，姬蒂“对他非常、非常不耐烦”。谢尔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她认为姬蒂“在理解孩子上完全没有天赋”。姬蒂一向变化无常。她的弟妹杰姬·奥本海默说，姬蒂“会去阿尔伯克基一连购物好几天，甚至还会去西海岸，把孩子们交给女佣照顾”。姬蒂一回来就会送彼得一件大礼物。“她一定觉得很内疚，很难过，”杰姬说，“那个可怜的女人。”
1945年4月，姬蒂带着彼得前往匹兹堡。但她决定把4个月大的女儿交给最近流产的朋友帕特·谢尔照顾。洛斯阿拉莫斯的儿科医生亨利·巴尼特博士向谢尔提议说，照顾孩子会对她有好处。就这样，“泰克”（后来他们又叫她“托妮”）搬进了谢尔的家。姬蒂和小彼得离开了3个半月，直到1945年7月才回来。而且，因为奥本海默的工作时间很长，所以他每周只能来看望他的小女儿两次。
在这极其紧张的两年时间里，奥本海默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身体上的变化显而易见：他不停地咳嗽，体重下降到115磅，对一个身高5英尺10英寸的人来说，算得上皮包骨了。虽然他从未出现过精力不济，但他看上去真的是在一天天地消瘦下去。至于心理上的影响，虽然不那么明显，但是可能更加严重。奥本海默一生都在应付和处理他的精神压力。泰克的出生和姬蒂的离开又让他异常脆弱。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谢尔回忆道，“他会过来和我坐下聊天，但他不会提出看孩子。他也不关心孩子的去向，从没说要见她。”
“后来，有一天我忍不住说：‘你不想看看你女儿吗？看看她是不是长得漂漂亮亮的？’他说：‘好的，好的。’”
两个月后，奥本海默在一次拜访中对谢尔说：“看起来你越来越喜爱泰克了。”谢尔实事求是地回答：“嗯，我喜欢孩子，当你照顾一个婴儿的时候，不管是你的孩子还是别人的孩子，他都会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奥本海默接着问了一个让谢尔感到震惊的问题：“那你愿意收养她吗？”
“当然不行，”她回答说，“她有非常好的父母。”当她问奥本海默为什么要这么问时，他回答说：“因为我不能给她爱。”
谢尔让他放心，她说这种感觉对与孩子分开的父母来说并不罕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逐渐对孩子产生“依恋之情”。
奥本海默说：“不会的，我不是那种依恋别人的人。”当谢尔问他是否和姬蒂谈过这个问题时，奥本海默说：“没，没，没谈过。我是想先问问你的想法，因为我觉得给这个孩子一个有爱的家庭很重要，而你已经给了她这样一个家。”
这次谈话让谢尔感到尴尬和不安。对她冲击最大的是，尽管这个提议非常离奇，但它的确源于奥本海默内心真实的感受。“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极富良知的人，而他却能对我说出这些话……他此刻能觉察到自己内心的感受，同时又因这种感受而内疚，他想用某种公平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但是他自己又做不到。”
1945年7月，姬蒂终于回到了洛斯阿拉莫斯，她一如往常地送给谢尔许多礼物。姬蒂发现洛斯阿拉莫斯有一种特别紧张的气氛：男人们工作的时间更长了，而他们的妻子比以往更孤独。姬蒂开始每天邀请一小群女人过来喝鸡尾酒。1945年到过洛斯阿拉莫斯的杰姬·奥本海默记得她参加过一次这样的聚会，她说：“大家都知道我们相处得不太好，但她似乎执意要让大家看到我们在一起。有一次，她请我去喝鸡尾酒，那可是下午4点。我到的时候，除了姬蒂，只有四五个女人，都是她的酒伴。我们只是坐在那里，大多数时候都是一言不发地喝酒。那实在太难受了，我再也没去过。”
当时，帕特·谢尔并没意识到姬蒂酗酒。谢尔回忆道：“她习惯喝点儿酒，下午4点的时候，她会喝一些，但是她并没有喝到口齿不清。”不过，酗酒最终还是成了姬蒂生活中的一个问题，但是根据她的另一位密友亨普尔曼博士的说法：“在洛斯阿拉莫斯，跟其他人相比，她喝得肯定不算多。”酒在台地上可以自由流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小镇与世隔绝的生活让一些人感到很压抑。亨普尔曼回忆道：“起初，这里的日子很有趣。但渐渐地，每个人都感到厌倦、紧张和烦躁，情况变得不太好。人们无时无刻不在一起，和你一起工作的人也是和你一起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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