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护照后，彼得斯最终取得了德国国籍。1959年，他和汉娜搬到了尼尔斯·玻尔在哥本哈根的研究所，在那里度过了他余下的职业生涯。
与玻姆和洛马尼茨相比，彼得斯已属幸运。听证会一年多后，两人都被指控藐视国会。1950年12月4日，玻姆被捕（以1 500美元的保释金获释）后，普林斯顿暂停了他所有的教学工作，甚至禁止他踏入校园。6个月后，经过审判他被无罪释放。即便如此，当年6月玻姆的教职合同到期后，普林斯顿还是决定不再续约。
洛马尼茨的命运更加悲惨。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后，他被费斯克大学解雇。之后的两年中，他只能做临时工，在屋顶铺过沥青，装过麻袋，还修剪过树木。1951年6月，他因藐视国会而受审。即使被无罪释放后，他唯一能找到的工作是修铁轨，每小时收入仅1.35美元。直到1959年，他才得到另一份教职。值得一提的是，洛马尼茨似乎从未怨恨过奥本海默。他没有责怪奥本海默，因为他知道联邦调查局和当时的政治氛围给了他很大压力。然而，他心里还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失望。洛马尼茨曾经认为奥本海默“简直是上帝”，他不认为奥本海默“怀有恶意”。但多年后，他说他开始对“这个人的软弱感到可悲”。
奥本海默固然无法保护他以前的学生，但有时他还表现得好像唯恐和他们沾上任何关系。他们与奥本海默过去的政治活动有关，因此对他的政治前途构成了威胁，这显然让他很恐慌。玻姆失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工作后，爱因斯坦建议把他请到高等研究院做自己的助手。这位伟人仍然执迷于修正量子理论，有人听他说过：“如果有人能做到，那一定是玻姆。”但奥本海默否决了这个想法，因为玻姆会成为研究所的政治包袱。据说他还指示自己的秘书埃莉诺·利里要将玻姆拒之门外。随后有人听到利里对研究院的工作人员说：“不能让戴维·玻姆见奥本海默博士，他不见他。”
作为权宜之计，奥本海默完全有理由与玻姆保持距离。然而，当玻姆听说在巴西有教职机会时，奥本海默给他写了一封非常有力的推荐信。玻姆在国外度过了余生，先是巴西，然后是以色列，最后是在英国。他曾经非常敬仰奥本海默，但是这些年来他对奥本海的感情已经变得有些矛盾，不过，他从不认为奥本海默应该为他被驱逐出美国负责。“我认为他已经对我仁至义尽。”玻姆说。
玻姆知道奥本海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奥本海默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指证彼得斯的消息传出后不久，玻姆与他进行了一次坦率的谈话。玻姆问他为什么这样污蔑他们的朋友，玻姆回忆道：“他告诉我，那一刻他精神崩溃了。当时的情况让他难以招架……我不记得他具体说了什么，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他一向如此，当情况变得难以招架时，他有时会做出不理智的事情。他说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当然，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比如1943年他接受帕什的讯问时，以及1945年他与杜鲁门会晤时，后来在1954年他自己的安全听证会上，奥本海默又重蹈覆辙。但是，正如伯纳德·彼得斯对魏斯科普夫所说的：“他（奥本海默）显然是被听证会吓坏了，但这并不足以解释一切……看到一个令我如此尊敬的人陷入这种道德绝境，真是让人悲哀至极。”
奥本海默1949年6月初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仅6天后就再次回到了国会山，他要出席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一次公开听证会，还将在媒体的聚光灯下作证。听证会讨论的议题是能否向外国实验室出口用于实验目的的放射性同位素。之前原子能委员会已经以四比一的投票结果批准了出口，但是这个决议仍存在争议。唯一持不同意见的委员是刘易斯·斯特劳斯，他坚信这种出口十分危险，因为放射性同位素可能被转作军事用途。为了推翻原子能委员会的决定，斯特劳斯在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公开作证反对出口。
当奥本海默走进参议院办公大楼的议事厅时，他已经得知斯特劳斯的顾虑，但他对此并不认同，而且现在他要明确指出这种担忧实属愚蠢可笑。他作证说：“我不能向任何人保证这些同位素不会被用于核能。你可以用一把铁锹来搞原子能，事实上，你的确可以；你还可以用一瓶啤酒搞原子能，事实上，你确实可以。”听了这话，观众们低声哄笑起来。那天，一位名叫菲利普·斯特恩的年轻记者碰巧坐在听证会现场，斯特恩不知道奥本海默这句话讽刺的是谁，但“很明显，奥本海默是在嘲弄什么人”。
约瑟夫·沃尔普很清楚他嘲弄的是谁。沃尔普挨着奥本海默坐在证人席上，他回头瞟了一眼刘易斯·斯特劳斯，结果不出所料，这位原子能委员会委员的脸气得通红。奥本海默的下一句话引来了更多的笑声：“从这个宽泛的意义上来说，我个人认为那些同位素的重要性远不及电子设备，但远超维生素什么的，它们的重要性介于这两者之间。”
听证会之后，奥本海默不经意地问沃尔普：“约瑟夫，你觉得我表现如何？”这位律师不安地回答道：“太好了，奥本海默。真是太棒了。”奥本海默原本可能没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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