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名誉上的污点”
这件事让人悲哀到无以言表。他们真是大错特错，他们不仅错怪了奥本海默，而且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是贤明的公仆……
——戴维·利连索尔
奥本海默回到奥尔登庄园时疲惫不堪、心情烦躁，他知道情况不妙，除了等待听证委员会的裁决，他无能为力。他觉得要等几周后才能做出裁决。联邦调查局窃听到他告诉一位友人，那时“他已经认为自己过不了这一关。他不相信这个案件会悄无声息地结束，因为这个时代所有的邪恶尽在其中”。几天后，联邦调查局报告说，奥本海默“目前十分消沉，对妻子很暴躁”。
在等待听证委员会裁决的日子里，他和姬蒂坐在黑白电视机前，花了很多时间观看陆军对峙麦卡锡的参议院听证会。这场非同寻常的戏剧性事件始于1954年4月21日，当时奥本海默正在经历自己的磨难。在整个5月，估计每天有2 000万美国人收看参议员麦卡锡和军方法律顾问、波士顿律师约瑟夫·奈·韦尔奇的唇枪舌剑。和许多美国人一样，奥本海默也被这个现场直播的连续剧惊呆了。对他个人来说，这肯定也是一种令人痛心的对比，奥本海默更加意识到自己刚刚经历的听证会是一场秘密审讯。他是否会不禁想到如果由韦尔奇或像他这样的律师代表自己，或许情况不会如此糟糕？
戈登·格雷认为一切都很顺利。听证会结束后的第二天，他口授了一份私人备忘录，总结了自己的初步感受：“我现在认为，到目前为止，在现有情况下，听证会已经尽可能做到了公正。我这样说的理由是，奥本海默博士和他的律师确实无权查看某些文件，比如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和其他机密材料……”格雷还承认：“罗布先生的交叉询问和支离破碎、出其不意地引用和引述文件让我有点儿不安。”但最后，他又自圆其说：“从整体上看，该听证会并未损害到奥本海默博士的利益。”
从格雷私下与委员会成员的讨论来看，听证会的结果似乎没有什么悬念。在他看来，奥本海默把“对个人的忠诚置于对政府的忠诚或义务之上”，这无疑是错误的。或者，正如那周早些时候格雷在一天早上对摩根和埃文斯所说的，奥本海默博士“习惯于用自己对问题的判断代替审慎的官方判断，而在很多情况下，与后者保持一致才是他们应尽的责任与义务”。格雷列举了“希瓦利埃事件”、奥本海默对伯纳德·彼得斯的辩护、氢弹之争，以及奥本海默的其他一些核政策立场。摩根和埃文斯对此表示同意，埃文斯博士特别说道：“奥本海默肯定犯了严重判断错误。”
因此，在10天的休庭结束后，当格雷得知埃文斯博士居然起草了一份支持奥本海默的意见书时，他感到非常震惊。格雷一直认为埃文斯“从一开始”就倾向于裁定不应恢复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埃文斯曾私下告诉他，凭他的经验，“那些有颠覆活动背景和对此感兴趣的人几乎毫无例外都是犹太人”。坦率地讲，格雷认为埃文斯的反犹主义会影响他的判断。格雷指出，在为期一个月的听证会中，“我越来越觉得我的两位同事都非常坚定地持同一种观点”。但现在，从芝加哥回来后，“埃文斯博士显然已经彻底改变了观点”。埃文斯说，他只是回顾了一下记录，并认为这些指控中没有什么新内容。联邦调查局认为“有人‘影响’了他”。
斯特劳斯得知这一情况后气得发狂。他和罗布对奥本海默的律师进行了监听，他们阻挠了加里森获得安全许可，用机密文件伏击了辩方证人，还用联邦调查局文件中道听途说的证据误导了听证会，尽管他们竭尽全力确保奥本海默被判有罪，但是现在看来他有可能洗脱罪名。
由于担心埃文斯可能会影响另外一名听证委员会成员，斯特劳斯跟罗布通了电话。两人一致认为必须采取行动，在得到斯特劳斯的同意后，罗布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请求胡佛出面干预。罗布告诉联邦调查局探员C.E.亨里奇，他认为“局长亟需与听证委员会讨论此事”。罗布表示，他认为如果听证委员会做出错误的决定，那将是一场悲剧，他认为这个问题极其紧迫。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斯特劳斯给胡佛的私人助理A.H.贝尔蒙特打了电话，恳请他让局长介入。他表示，形势“岌岌可危”，“稍有不慎，听证委员会就会犯下严重的错误”。
亨里奇说：“在我看来，归根结底，斯特劳斯和罗布希望听证委员会认定奥本海默是一个危险分子，但他们现在担心听证委员会不会做出这一认定……我觉得局长不应该与听证委员会碰面。”
对胡佛来说，他的介入一旦曝光，肯定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胡佛自己也心中有数，他告诉自己的助手：“我认为我参与讨论奥本海默案是极不妥当的……”他没有去见格雷的听证委员会。
多年后，有人向罗布出示了一份联邦调查局的备忘录，上面显示他曾企图让胡佛出面介入，但他否认自己曾试图让联邦调查局局长影响听证委员会的判断。他对电影制作人、历史学家彼得·古德柴尔德说：“我坚决否认我曾为了让局长对听证委员会施加影响，鼓动他和委员会会晤……我也否认我曾经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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