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亨里奇，我认为‘这个问题极其紧迫’，如果委员会不与胡佛先生讨论，可能会做出有利于奥本海默的决定。”但是联邦调查局的记录一清二楚，罗布是在撒谎。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格雷认为埃文斯的意见书写得十分糟糕，于是要求罗布代其重写。“我不想让埃文斯博士的意见显得站不住脚，”罗布解释道，“如果那样的话，他看起来就像是听证委员会里安插的摆设，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就好像我们把一个傻瓜弄到了委员会里。”
5月23日，听证委员会做出了正式裁决，委员会以二比一的投票结果认定奥本海默虽然是一位忠诚的公民，但仍属于危险分子。因此，主席格雷和委员会成员摩根建议不恢复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格雷和摩根写道：
我们的结论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量：
1. 我们发现，奥本海默博士一贯的表现和交友反映出他严重漠视安保系统的要求。
2. 我们发现他容易受人影响，这可能对国家的安全利益造成严重影响。
3. 我们认为他在氢弹计划中的表现令人不安，这让人怀疑，如果他以后参与政府事务时继续采用他在政府国防项目上的态度，这是否符合国家的安全利益。
4. 我们遗憾地认为，奥本海默博士在此次听证会上给出的证词中有几处不够坦诚。
他们的逻辑其实经不起推敲，他们没有指控奥本海默违反任何法律，甚至任何安全规定，他的社会交往却成了某种欲加之罪的证据。在他们眼中，他故意蔑视安全机构，这才是最应受到谴责的事情。格雷和摩根写到多数委员认为：“对朋友忠诚是最高尚的品质之一。然而，对朋友的忠诚如果高于对国家和安保系统理应承担的义务，那显然不符合安全利益。”于是，过度看重友谊也成了奥本海默的罪过之一。
同时，埃文斯提出了异议，他毫不含糊、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委员会其他成员的裁决。“当奥本海默博士在1947年获批安全许可时，原子能委员会已经掌握了大部分污点记录。”埃文斯在他的意见书中说。
他们显然了解他的社会关系和他的左翼思想，但他们还是批准了他的安全许可。他们愿意冒这个险，是因为他有特殊的才能，而他一直工作表现出色。现在，工作已经完成，我们被要求调查他，调查的内容几乎还是同样的污点记录。他工作认真投入，不辞辛苦。听证委员会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奥本海默博士是一位不忠于自己国家的公民。他憎恶苏联。他的朋友中有共产党员，这是事实。他现在仍有一些这样的朋友，然而证据表明现在比1947年要少。他不像以前那么天真了，他更能明辨是非。听证委员会中没有人怀疑他的忠诚，即使那些指证他的人也承认这一点，而且跟他1947年获得安全许可时相比，现在他的安全风险更小。现在撤销他安全许可的依据也是1947年颁给他安全许可的依据，我们都清楚他现在比那时的安全风险更低，在一个自由国家似乎不应如此行事……
我个人认为，我们未能给予奥本海默博士安全许可将是我们国家名誉上的污点。为他作证的很多人都是我国科学界的中坚力量，他们都支持他。
无论这份意见书是完全出自埃文斯之手还是经过了罗布的润色，它都称得上意义非凡。在上面引用的短短两段话中，它推翻了格雷和摩根作为裁决依据的“几点考量”中的第1、2和4点。但是，它未能反驳第3点，正是这一点引发了奥本海默后来口中的“灾难”。在第3点中，格雷和摩根写道：“我们认为他在氢弹计划中的表现令人不安……”
为什么奥本海默在氢弹计划中的表现令人不安？奥本海默反对开发氢弹的应急计划，但总顾问委员会的其他7名成员也表示了反对，他们都清楚地表明了各自的理由。格雷和摩根真正想表达的是，他们反对奥本海默的观点，他们不希望政府的顾问中有这样的声音。奥本海默想要遏制甚至扭转核军备竞赛，他想鼓励公开的民主辩论，讨论美国是否应该采取种族屠杀作为主要防御战略。显然，在1954年，格雷和摩根认为这些观点令人无法接受。而且，实际上，他们的主张是一位科学家在军事政策问题上提出强烈异议有违法律，应被禁止。
听证委员会勉强做出了相当于有罪判决的裁定，这让斯特劳斯松了一口气，但之后他又开始担心埃文斯的异议可能会说服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撤销判决。毕竟，判决只是一个建议，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奥本海默的律师们想当然地认为，一切将遵照程序进行，听证委员会的报告将由原子能委员会的主管肯尼思·尼科尔斯直接转交给委员们。但尼科尔斯并没有这么做，在他看来，奥本海默是个“狡猾的浑蛋”，他给委员们写了一封信，实际上这是一份精心炮制的案情摘要。尼科尔斯在撰写该信时得到了斯特劳斯、《财富》杂志的编辑查尔斯·墨菲和罗布的指导，这封信重新诠释了听证委员会的报告。
对于为何不应恢复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尼科尔斯在信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由，他的推断远远超出了听证委员会的裁决。奥本海默的联邦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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