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顾问”。
到6月底，除了一名委员，斯特劳斯获得了其他所有委员的选票。作为委员会中唯一的科学家，史密斯教授明确表示，他认为应该恢复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史密斯在1945年出版了《史密斯报告》，这是一部讲述曼哈顿计划的不涉密的科学史，因此他对奥本海默和相关的安全问题都很熟悉。就个人而言，他并不太喜欢奥本海默，他们在普林斯顿做了10年的邻居，奥本海默给他的印象一直是一个十分虚荣、自以为是的人。不过，重要的是，史密斯认为这些指控的证据并不令人信服。5月初，他和斯特劳斯共进午餐时因为这个判决发生了争论。午餐结束时，史密斯说：“斯特劳斯，你我之间的区别在于，你看一切事物都是非黑即白，而对我来说，一切都是灰色的。”
“史密斯，”斯特劳斯厉声反驳，“我给你介绍个好点儿的眼科医生吧。”
几周后，史密斯告诉斯特劳斯，他决定写一份表达反对意见的报告。史密斯每天工作到深夜，他费力地翻阅着听证委员会的报告和听证会的记录，这些文件足足堆了4英尺高。为了能完成这项任务，他请两名原子能委员会的助理协助自己。尼科尔斯警告其中一名助理菲利普·法利说这份工作会危及他的职业生涯，但法利还是勇敢地接受了史密斯指派的工作。6月27日，史密斯完成了一份反对意见草案，但他发现原子能委员会最终的多数意见已被彻底重写，因此他也不得不重新起草自己的意见书。
从6月28日周一晚上7点开始，史密斯和他的助手们开始撰写一份全新的反对意见书，这时离原子能委员会规定的提交最终意见的最后期限只剩下12个小时。他们整晚都在工作，史密斯透过窗户看到房子外面停着一辆汽车，有两个坐在车里的人一直在盯着这所房子。史密斯认为这是原子能委员会或联邦调查局有人派他们来恐吓他。那天深夜，他对一位助手说：“你知道吗，我为奥本海默费了这么大劲儿，这可真滑稽，因为我压根就不太喜欢这家伙。”
那天上午10点，法利把史密斯的反对意见书送到了市中心的原子能委员会办公室，并一直守在一旁以确保印制的副本内容完整。当天下午，史密斯的异议和原子能委员会的多数意见向媒体公布。委员们以四比一的表决结果认为奥本海默忠于国家，又以四比一的投票认定他是一个危险分子。原子能委员会的多数意见中没有提及氢弹问题，但这是听证委员会进行裁定时的中心议题。由斯特劳斯起草的多数派决议主要针对的是奥本海默性格上的“根本缺陷”。具体来说，“希瓦利埃事件”和20世纪30年代他与共产党员学生的来往成了焦点。“记录显示，对于别人需要遵守的规则，奥本海默博士一直都置之不顾。他在应该维护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弄虚作假。在个人交往中，他一再表现出蓄意无视正当合理的安保义务。”
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就这样在到期前一天被撤销了。在读完原子能委员会委员们的裁决后，戴维·利连索尔在日记中写道：“这件事让人悲哀到无以言表。他们真是大错特错，他们不仅错怪了奥本海默，而且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是贤明的公仆……”爱因斯坦充满厌恶地打趣说，从此以后，原子能委员会应该被称为“原子能肃清同谋会”。
6月初，斯特劳斯以一份听证会笔录在火车上失窃为由（那份笔录很快就被人送到了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的失物招领处），说服其他委员同意让美国政府出版局将之前打印的3 000页听证会笔录全部印制出来。这违反了听证委员会对全体证人做出的承诺，即他们的证词将被保密。但斯特劳斯觉得他还没有赢得围绕此案的舆论战，所以他对此未予理会。
这本印刷紧凑的《关于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问题》共993页，约75万字，它很快成为冷战早期一份意义重大的文件。为了确保最初的新闻报道会让奥本海默难堪，斯特劳斯让原子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记者强调了那些最具破坏性的证词。喜欢恶意中伤的右翼专栏作家沃尔特·温切尔热心地写道：“奥本海默的证词（大多数人都跳过了）里提到了他情妇的名字（已故的琼·塔特洛克），她是一位狂热的‘赤色分子’，奥本海默承认在婚后与她有那种‘最亲密的’关系……当时他正忙于原子弹的事情，而且他知道自己的情人是一位活跃的共产党员……”
那些极端保守的媒体（如《美国信使》）对这位“原子科学家中老牌明星人物”的垮台欢呼雀跃，还批评奥本海默的支持者是“纵容潜在的叛徒”。当众议院宣布原子能委员会的裁决时，一些国会议员甚至起立鼓掌。
然而，从长远看，斯特劳斯的做法是在引火烧身，这些记录不仅揭露了听证会本质上是一场审判，还暴露了麦卡锡时期的司法腐败。在接下来的4年里，这份记录将彻底毁掉刘易斯·斯特劳斯的名声并断送了他的政治生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围绕审判及判决的舆论宣传提高了奥本海默在美国和海外的知名度。过去，人们只知道他是“原子弹之父”，而现在他身上有了更大的光环——一位像伽利略一样殉道的科学家。出于对这一判决的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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