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和愤慨，282名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为捍卫奥本海默联名致信斯特劳斯。在全国各地，1 100多名科学家和众多学术机构签署了另一份请愿书，抗议这一裁决。对此，斯特劳斯回答说，原子能委员会的决定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也是正确的决定”。新闻节目主持人埃里克·塞瓦赖德指出：“他（奥本海默）再也接触不到政府文件中的机密，想必政府也不再能接触到奥本海默大脑中的秘密。”
奥本海默的朋友、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对这一裁决感到愤慨。他在给戈登·格雷的信中写道：“因为这个愚蠢又卑鄙的举动，如果这个国家还欠你什么，那也已经一笔勾销。”不久，艾尔索普兄弟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1.5万字的文章，就“令人震惊的司法不公”对刘易斯·斯特劳斯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艾尔索普兄弟借鉴了爱弥尔·左拉关于“德雷福斯事件”的文章《我控诉》，并将他们的文章命名为《我们控诉》。他们文辞华丽地辩称，原子能委员会没能让罗伯特·奥本海默蒙羞，反而羞辱了“美国自由的盛名”。这两起事件之间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奥本海默和德雷福斯上尉都出身富裕的犹太家庭，两人都被迫接受审判，均被指控叛国。艾尔索普兄弟预言奥本海默案最终将重演德雷福斯案的结局：“法国那些丑恶势力狂妄自大地炮制了德雷福斯案，然后又因为自己的那些卑劣行径，跌断了牙齿，失了势，在美国像他们一样的丑恶势力营造了让奥本海默受审的政治气氛，他们也将在奥本海默案中跌断牙齿，垮了台。”
裁决的消息公布后，约翰·麦克洛伊写信给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一个人为国家安全做出过如此巨大的贡献，我认识的功勋卓著的将军中有一半人都不及他，时隔多年，现在他却被认定是危险分子，这是多么大的悲剧啊。我知道海军上将（刘易斯·斯特劳斯）对我的证词感到恼火，但是老天爷啊，他还能指望什么呢？我目睹了奥比做出的巨大贡献，我还有很多想说的话，但那还有什么用呢？”
弗兰克福特在信中安抚他的老朋友说：“你让许多人认识到你提出的‘安全权衡’的深远意义。”弗兰克福特和麦克洛伊都认为，整个惨剧的罪魁祸首是斯特劳斯。
在麦卡锡主义最歇斯底里的时候，奥本海默成了最知名的受害者。历史学家巴顿·J.伯恩斯坦写道：“此案没有麦卡锡的参与，却最终是麦卡锡主义的胜利。”艾森豪威尔总统似乎对结果感到满意，但他不知道斯特劳斯都为此动用了什么手段。6月中旬，艾森豪威尔似乎仍未意识到听证会的性质和意义，他还给斯特劳斯写了一封短信，建议让奥本海默着手解决海水淡化的问题：“我想不出有史以来还有哪项科学成就比得上这件事带给人类的益处……”但斯特劳斯对此置若罔闻。
刘易斯·斯特劳斯在和他臭味相投的朋友的帮助下，成功地将奥本海默“赶下了神坛”，这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名科学家被政府开除了，但现在所有科学家都被警告，那些质疑国家政策的人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后果。听证会之前不久，奥本海默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万尼瓦尔·布什博士曾给一位朋友写信说：“一位与军方合作的技术人员有多大权力公开发表意见，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我一直很谨慎地遵守规定，也许过于谨慎了。”根据他的经验，布什认为如果他公开谈论政府内部审议的事情，他只会让自己不被任用。可是，“当一位公民看到他的国家正走向一条他认为会通向灾难的道路时，他又有义务大声疾呼”。和奥本海默一样，布什对华盛顿日益依赖核武器持批判态度。但与奥本海默不同的是，他从来没有真正公开表达过自己的观点。奥本海默曾经这样做过，现在他所有的同人都目睹了他因自己的勇敢无畏和爱国热情而受到惩罚。
在之后的若干年中，此事给科学界带来的冲击余波犹在。泰勒的很多朋友都弃他而去。案件结束3年后，对于那些审判过他朋友的人，拉比依然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他在纽约一家名为旺多姆广场的高档法国餐厅偶遇尤金·朱克特，随后拉比开始了措辞激烈的谩骂，他扯着嗓子高声叫喊，大声谴责朱克特作为原子能委员会委员在此案中做出的决定。羞愧不已的朱克特匆忙逃离现场，他后来向斯特劳斯抱怨了拉比的举动。
李·杜布里奇在给爱德华·康登的信中写道：“奥本海默案已经无法挽回，但是‘危险分子’这个词的定义过于宽泛了，你一开始指控一个人犯有叛国罪，结果证明他只是撒了点儿小谎，但你依然可以给他扣上这个帽子。我想，毫无疑问，奥本海默确实撒过一些小谎，但如今在公众心目中，任何撒谎的人、任何曾是‘共产党员’的人，显然都成了不可饶恕之人。”
二战结束后的几年间，科学家一直被视为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是公共政策制定者中的一员，他们可以正当地发表自己的专业意见，他们的身份不仅是科学家，还是公共思想家。随着奥本海默被赶下神坛，科学家们知道，未来，他们只能作为解决具体科学问题的专家为国家服务。正如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后来观察到的，奥本海默的受难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