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还能感觉到自己手上的热血”
他的敌人们如愿以偿，他被击垮了。
——伊西多·拉比
寄给奥本海默夫妇的信件让他们应接不暇，其中有钦佩者的支持，有无理取闹者的谩骂，还有亲朋好友表达他们的痛心。康奈尔大学物理学家罗伯特·威尔逊的妻子简·威尔逊在给姬蒂的信中写道：“罗伯特和我从一开始就感到震惊，事情的每一步进展都让我们感到恶心和厌恶。我一时想不起历史上还有比这更丑陋的滑稽戏了。”奥本海默在跟堂姐谈起此事时，轻描淡写地说：“读到那么多有关我的报道，你还没烦吗？我是受够了！”但是他在讽刺挖苦的时候还是流露出了愤恨之情，比如“他们监听我电话的花费，比让我负责洛斯阿拉莫斯项目的酬劳还多”。
在与弟弟通电话时，奥本海默表示，他“从开始就料到了事情的结局”。尽管心灰意冷，但他已经开始把这次磨难看作历史事件了。他在7月初告诉弗兰克，他已经花2 000美元购买了多份听证会记录，“以便历史学家和学者们进行研究”。
与他非常亲近的一些朋友认为，在过去6个月里。他老了许多。哈罗德·彻尼斯说：“有的日子他看起来疲惫憔悴，有的日子他又像以前一样神采奕奕。”奥本海默童年的好友弗朗西斯·弗格森被他的外表吓了一跳。他那剪得短短的、斑白的头发已经变成银白色，他刚过50岁生日，但如今他平生第一次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老。奥本海默向弗格森承认他是个“该死的傻瓜”，他可能是自作自受。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自己犯了什么罪，而是他的确做了一些傻事，“比如强不知以为知”。弗格森认为他的朋友现在明白了“他最令人沮丧的一些错误正是源于他的虚荣心”。弗格森回忆道：“他就像一只受伤的动物，躲了起来，回归到更简单的生活。”
奥本海默的反应就如他14岁时表现出的那样坚忍，他拒绝对裁决提出抗议。“我把它当作一起重大事故，”他对记者说，“就像火车失事或楼房倒塌一样。它与我的生活毫无牵连，我只是碰巧在现场。”但在审判结束6个月后，当作家约翰·梅森·布朗把他的苦难比作“不见血的十字架受难”时，奥本海默淡淡地笑了笑，回答说：“你知道，它并非滴血不沾。现在我还能感觉到自己手上的热血。”事实上，他越是试图将这一磨难轻描淡写——将其视为“与我的生活毫无牵连”的“重大事故”，他的内心就越沉重。
虽然奥本海默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意志消沉，但他的一些朋友还是注意到他整个人发生了变化。汉斯·贝特说：“他的精神和活力已经大不如前。”拉比后来谈到安全听证会时说：“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简直要了他的命，至少在精神上如此。他的敌人们如愿以偿，他被击垮了。”罗伯特·瑟伯尔一直认为，在听证会之后，奥本海默成了“一个悲伤的人，他的精神崩溃了”。但那年晚些时候，戴维·利连索尔在社交名流玛丽埃塔·特里在纽约举办的派对上遇到了奥本海默夫妇，他在日记中写道，姬蒂看起来“容光焕发”，奥本海默“看起来真的很快乐，我都不记得上次他这么开心是什么时候了”。像哈罗德·彻尼斯这样的密友“认为奥本海默和姬蒂都非常顺利地挺过了听证会”。实际上，如果奥本海默真的变了，彻尼斯认为这也是一种进步。彻尼斯说，经历了这次磨难，奥本海默更善于倾听，并表现出“对他人更深刻的理解”。
奥本海默备受打击，但同时又能表现得异常镇定。他可以假装发生的一切都是一场荒唐的意外事故，但这种畏缩使他失去了本来可以用来反击的力量和愤怒。也许这种畏缩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生存策略，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代价也相当可观。
有一段时间，奥本海默甚至都不确定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董事会是否会允许他继续任职。他知道斯特劳斯希望他被免去院长一职。7月，斯特劳斯告诉联邦调查局，他认为高等研究院的13名董事中有8人希望解除奥本海默的职务，不过他决定将此事的投票表决推迟到秋季，这样就不会显得斯特劳斯是在利用主席身份公报私仇。事实证明，他打错了算盘，因为投票延后，教职员工得以在此期间起草一封支持奥本海默的公开信。高等研究院所有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都在这封信上签了名，这种团结一致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毕竟作为院长，奥本海默多年来也伤害过不少人的自尊。斯特劳斯被迫收手，那年秋天晚些时候，董事会投票决定让奥本海默继续担任院长。斯特劳斯感到既愤怒又受挫，他继续在高等研究院的董事会上与奥本海默针锋相对。处处针对奥本海默成了斯特劳斯无法摆脱的执念，他的文件里塞满了各种备忘录，其中事无巨细地记录了奥本海默所谓的不法行为。1955年1月，在提到一场关于教员假期薪酬的小争执时，斯特劳斯写道：“他不说实话。”这些年来，斯特劳斯对奥本海默的朋友和支持者也做了别有用心的记录：他称弗兰克福特法官是“一个丧尽天良的骗子”，斯特劳斯还乐此不疲地散布谣言，说约瑟夫·艾尔索普的性取向使他“容易成为苏联勒索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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