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为，当那些决策看起来太懦弱或报复心过强，或太短视，甚至是卑鄙时……你就会灰心丧气，这时你可能会背出乔治·赫伯特的那句诗‘我要出走’。但这是人性使然，与科学无关。”当被问及人类现在拥有的能力是否会导致自我毁灭时，奥本海默回答说：“还不能这么说，不尽然如此，你当然可以杀死很多人，至于剩下的人，你需要极大的信心才能说服自己，他们还将是人类。”
奥本海默在《现在请看》节目中露面仅仅几周后，他的名字再次出现在美国媒体上，这次涉及一场关于学术自由的争论。1953年，华盛顿大学邀请奥本海默担任短期客座教授。由于安全听证会，奥本海默不得不推迟赴任。1954年年底，物理系重新发出了邀请，结果校长亨利·施米茨撤销了这一邀请。《西雅图时报》得到消息后报道了施米茨的决定，这一新闻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学术自由的讨论。一些科学家宣布他们将抵制华盛顿大学。《西雅图邮讯报》发表社论支持施米茨校长：“将此事扯上‘学术自由’……是情绪化和幼稚可笑的胡言乱语。”该报坚称，那些支持奥本海默出现在华盛顿大学校园的人是“极权主义的辩护者”。
奥本海默试图置身事外，当记者问及校方取消学术访问邀请是否侵犯学术自由时，他说：“这与我无关。”但当记者追问科学家的抵制是否会让学校处境尴尬时，他尖锐地指出：“在我看来，校方已经够让自己难堪了。”
诸如此类的事件让奥本海默的新形象越发深入人心。在公众眼中，他已经彻底地从一位华盛顿的局内人转变为一名被流放的知识分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奥本海默私下里也认为自己是持不同政见者。他也不愿扮演激进的公共知识分子。过去，他会为一些正义事业组织筹款活动，甚至会在请愿书上签名，但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事实上，他的一些朋友认为他现在面对权威时出奇地顺从，甚至可以说是毕恭毕敬。他的朋友、一直很欣赏他的戴维·利连索尔对他们在1955年3月的一次谈话印象深刻，那时距安全听证会结束还不到一年，当时是在20世纪基金会的董事会会议上，这个自由派基金会的董事包括利连索尔、奥本海默、阿道夫·伯利、吉姆·罗和本·科恩——他们都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前助手，还有弗朗西斯·比德尔——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的司法部长。在基金会的工作结束后，伯利把话题转向了当前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在台湾海峡问题上的危机，伯利认为战争迫在眉睫，战争很可能从“小型原子弹”开始，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他补充道，他知道一些将军认为：“现在我们就该用核武器消灭中国，以防他们变得更强大……”这引发了一场关于应该如何应对的激烈讨论，他们适时地达成了共识，大家认为应该联署一份公开声明，警告国家不要采取轻率的军事行动。
但随后奥本海默开口了，他“解释说，尽管他同意这份声明的内容，但他认为自己不应在这份声明上签字，因为这会惹来麻烦”，这一表态让利连索尔颇为惊讶。奥本海默甚至提出，任何他同意但不签名的声明也都不应暗示“华盛顿未对有关问题给予深思熟虑及明智的考量”。奥本海默总能说服他的听众，在会议结束时，他们都认为公开声明也许不太合适。利连索尔离开时一直在想：“那些像我一样遭到过猛烈攻击的人，是否在讨论我们国家和政府的立场时过于有所保留，生怕别人认为我们不够亲美。”
很明显，奥本海默决心证明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爱国者，他的批评者质疑他对国家的忠诚是错误的。他回避对抗任何公共政策，特别是那些涉及核武器的政策。奥本海默谴责那些自封的权威人士，比如年轻的亨利·基辛格，他摇身一变成了一名核战略专家。他私下告诉利连索尔：“简直一派胡言，这些问题怎么可能通过博弈论或者行为学研究来解决！”他一边说一边还在空中挥舞着没有点燃的烟斗。但是，他不会公开谴责基辛格或其他核战略专家。
同年春天，奥本海默拒绝了伯特兰·罗素的邀请，罗素请他参加首届帕格沃什会议。帕格沃什会议聚集了来自全世界的科学家，会议的组织者有实业家赛勒斯·伊顿、罗素、利奥·西拉德和约瑟夫·罗特布拉特，罗特布拉特就是那位在1944年秋离开洛斯阿拉莫斯的波兰裔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在给罗素的信中写道：“我看到拟议的议程时感到有些担心……最主要的是，我认为‘持续发展核武器带来的危险’这一议题已经预设了最严重的危险所在……”罗素不解地回应道：“我真想不到你会否认继续发展核武器会带来危险。”
根据奥本海默与罗素等人的交流，科学社会学家查尔斯·罗伯特·索普认为，尽管奥本海默可能“被逐出了这个核武国家的核心圈子”，但他“在精神上仍是其基本政策方针的支持者”。在索普看来，奥本海默正重新回到“他早期的角色，即志在赢得核战争的科学-军事战略家和当权派的辩护者”。至少这代表一部分人的看法。像罗素勋爵、罗特布拉特、西拉德、爱因斯坦这样的政治活动家经常在抗议美国主导的军备竞赛的请愿书上签名，奥本海默当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