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然不愿与他们为伍。事实上，在一封1955年7月9日的公开信中，签名的不仅有罗素、罗特布拉特和爱因斯坦，还有他以前的老师和朋友，包括马克斯·玻恩、莱纳斯·鲍林和珀西·布里奇曼，但是里面显然没有奥本海默的名字。

不过，奥本海默仍会发表批评意见，他只是不想与别人有任何牵连，而且比起他的同行们，他的意见含糊其词。他被核武器带来的深刻的伦理和哲学困境所困扰，但有时，正如索普所言：“奥本海默愿为这个世界哭泣，却不愿去改变它。”

事实上，奥本海默非常想要改变世界，但他知道自己已被禁止操纵华盛顿的权力杠杆，20世纪30年代曾经激励他的那种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已经离他而去。作为一颗弃子，他并没有毫无顾忌地参与当时重大议题的讨论，反而开始了更严格的自我审查。弗兰克·奥本海默认为，他的哥哥因为找不到重返官场的途径而感到非常沮丧。弗兰克说：“我认为他想回到那种生活。我不知道具体原因，但我想有些东西，一旦你尝过它的味道就会欲罢不能，这种事就是那样。”

不过，他偶尔也会在公开场合谈起广岛原子弹爆炸，还隐约带着一种懊悔之情。1956年6月，他在儿子彼得就读的乔治中学对毕业班的学生说，轰炸广岛可能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他说，当美国领导人对这座日本城市使用原子弹时，他们“失去了克制”。几年后，奥本海默向他在哥廷根大学的老师马克斯·玻恩暗示了自己的这种感受，玻恩过去曾明确表示，他非常不赞成奥本海默从事原子弹研究。玻恩在回忆录中写道：“有这么聪明能干的学生确实令人欣慰，但我希望他们能少表现聪明，多展现智慧。”奥本海默在给玻恩的信中写道：“这些年来，我能感觉到您对我做的很多事情都不大赞成。我认为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也有同感。”

尽管奥本海默不愿公开参与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核政策的激烈争论，但他在文化和科学问题上仍然畅所欲言。就在安全听证会结束一年后，他出版了一本文集，书名为《开放的思想》，其中收录了自1946年以来他的8场演讲的演讲稿，内容都是关于核武器、科学和战后文化之间的关系。该书由西蒙与舒斯特公司出版后引起了广泛关注，这本书将他塑造成了一位现代预言家，以及一位对科学在现代社会中角色进行思考的深思熟虑又高深莫测的哲学家。在这些文章中，他呼吁“开放的思想”是开放的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他提出了“尽量减少保密”的理由，他说：“我们知道且一次又一次认识到，这个国家不可能通过高压政策真正或持久地实现外交政策的目标。”有些人认为强大的、拥有核武器的美国可以采取单边行动，奥本海默对这些人进行了含蓄的谴责，他语气严肃地说：“如何正确对待那些尚不明了、难以估量和仍未知晓的事物，这个问题并非政治所独有。在科学领域中、在最琐碎的个人事务里，它始终与我们同在，它也是写作和各种艺术形式中最大的问题之一。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有时被称为风格（style）。正是风格让我们在断言时认清局限，保持谦卑；正是风格让我们得以有效行动，而不至于走向极端；在外交政策上，正是风格让我们在追求重要目标时可以兼顾持不同意见者的看法、感受和愿望；正是风格让我们在行动中对不确定保持敬畏；最重要的是，正是风格让力量服从于理智。”

1957年春，哈佛大学哲学和心理学系邀请奥本海默担任著名的“威廉·詹姆斯讲座”的主讲人。他的朋友、当时在哈佛大学担任院长的麦乔治·邦迪向他发出了邀请，不出所料，这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以阿奇博尔德·B.罗斯福为首的一群哈佛校友威胁说，如果允许奥本海默发表演讲，他们将拒绝捐款。罗斯福说：“我们认为一个说谎的人不应该在一个校训是‘真理’的地方演讲。”邦迪院长听取了反对者的意见，但他随后特意在4月8日出席了讲座。

奥本海默将他的6场系列公开演讲命名为“秩序的希望”。在首场演讲现场，1 200人挤满了哈佛最大的讲堂——桑德斯剧场，另有800人在附近的报告厅里听演讲转播。由于预计可能会出现抗议活动，剧场门口有武装警卫把守。讲台后面的墙上挂着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这让现场有了一种奇特的电影氛围。巧合的是，4天前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去世了，他的遗体当天下午就停放在国会大厦供人瞻仰。当奥本海默起身准备发言时，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走到黑板前写下了“安息吧”。一些听众因为这个大胆的举动而窃窃私语，他们意识到奥本海默刚刚对死去的参议员进行了无声的谴责，他面无表情地走回讲台，开始了自己的演讲。埃德蒙·威尔逊观看了其中一次演讲，之后他在日记中描述了自己的印象：哈佛校长内森·普西向大家介绍奥本海默时，他正独自坐在讲台旁，“他的胳膊和双脚以犹太人那种僵硬的方式紧张地动来动去，但当他开始讲话时，所有听众都被他深深地吸引，从头到尾大家都非常安静。他虽然低声细语，但经常一针见血。他极其言简意赅，他的话都来自笔记，包括他提到了威廉·詹姆斯，还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