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了他的弟弟亨利·詹姆斯。讲座开场颇为激动人心，他没有刻意渲染什么，只是提出了一些让每个人都感到苦恼的重大问题，就像埃琳娜说的，你会感到他有强烈的责任感。我们都被感动了，并且受到了激励”。
但在这之后，威尔逊开始怀疑是否奥本海默“作为一位杰出人物已经败给了时代，他和众人一样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个时代，也没有能力领导这个时代。在我看来，他的谦逊像是垂头丧气”。和许多听过奥本海默演讲的人一样，威尔逊的印象是奥本海默虚弱无力的含糊其词令人不安。
无论是在高等研究院的位置上，还是在全国各地无数的演讲中，奥本海默正在为自己开创了一个新角色。他曾经是科学界的圈内人，而现在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正在成为一个疏离又有感召力的局外人。经常见到他的戴维·利连索尔认为奥本海默越发成熟老练。当然，他也确实有了一些年纪，到1958年他54岁时，瘦高的奥本海默已经像老人一样弓起了背。但利连索尔认为，他脸上忧虑的表情已经“被一种‘圆满’的平静所取代。他经历了人类有史以来最猛烈、最严酷的风暴之一”。
此时，奥本海默仍在得心应手、体贴周到地主持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工作，他应该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样，该研究院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理论物理学中心之一，而且还远不止这些，不论老少，不分学科，众多杰出的学者都把这里当作他们的避风港。约翰·纳什就是这样一位年轻的学者，他是才华横溢的数学家，1957年获得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奖学金。纳什读了1925年维尔纳·海森伯关于不确定性原理的论文后，他开始就量子理论中一些尚未解决的矛盾向一些资深物理学家提出疑问。和爱因斯坦一样，纳什也被这个理论的不完善之处所困扰。1957年夏，当他向奥本海默提出这些另类的观点时，这位院长不耐烦地驳回了他的提问。纳什依然不依不饶，奥本海默很快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严肃的争论。后来，纳什给他写了一封道歉信，但他仍坚称大多数物理学家都“太武断了”。
纳什在那年夏天离开了高等研究院，此后多年，他一直在与一种使人致残的精神疾病作斗争，有一段时间，他不得不住进精神病院。奥本海默对纳什所受的精神折磨深表同情，在纳什从一次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发作中恢复后，奥本海默邀请他回到高等研究院。奥本海默对人类脆弱的心灵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宽容，他意识到疯狂和才华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因此，1961年夏，当纳什的医生打电话问奥本海默纳什是否神志清醒时，奥本海默回答说：“医生，这世上没人能回答你的问题。”
不过，在面对自己生活中的麻烦时，奥本海默的态度又不可思议到令人尴尬。1957年，当27岁的杰里米·伯恩斯坦来到高等研究院时，有人告诉他，奥本海默博士想马上见他。当伯恩斯坦走进院长办公室时，奥本海默欢快地和他打招呼说：“物理学中有什么确凿的新发现吗？”伯恩斯坦还没来得及回答，电话铃就响了，奥本海默在接电话时示意他留下来。他挂了电话后，对伯恩斯坦——一个他几乎不认识的人，漫不经心地说：“是姬蒂，她又喝酒了。”说着，他又邀请这位年轻的物理学家来奥尔登庄园看看他收藏的“画作”。
伯恩斯坦在高等研究院待了两年，他发现奥本海默有“无穷的魅力”：这个人有时犀利得令人生畏，有时又迷人得让人毫无戒心。有一天，伯恩斯坦又被叫到奥本海默的办公室，与这位院长进行定期的“忏悔”，他无意中提到自己正在读普鲁斯特的书。“他和蔼地看着我，”伯恩斯坦后来写道，“他说，在他和我差不多大的时候，他曾在科西嘉岛徒步旅行，晚上还拿着手电筒读过普鲁斯特的书。他不是在吹嘘，他是在分享心得。”
1959年，奥本海默在西德莱茵费尔登参加了由文化自由大会主办的一次会议。他和另外20位世界知名的知识分子聚集一堂讨论西方工业化社会的前景，会议地点是豪华的塞利纳酒店，它坐落在巴塞尔附近的莱茵河畔。这个远离纷扰的环境让奥本海默终于可以打破他在核武器问题上的沉默，他不再像以往那样含糊其词，而是就美国社会对核武器的倚重直抒己见。他问道：“如果一个文明一直把伦理道德视为人类生活的核心，但它对所有人都可能遭屠戮的前景缄口不提，只允许讨论如何克敌制胜，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样的文明？”
大会自由主义的立场引起奥本海默深深的共鸣。他曾经与共产党员为伍，而现在他身边的这群知识分子正致力于打破那些“肤浅的共产党同情者”的幻想。他喜欢在大会上遇到的这些人，其中包括作家斯蒂芬·斯彭德、雷蒙·阿隆和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奥本海默还和大会的执行主席尼古拉斯·纳博科夫成为好友，他是小说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堂弟，作为一位颇受尊敬的作曲家，他在巴黎和普林斯顿两地生活。尼古拉斯·纳博科夫当然知道文化自由大会一直接受中央情报局的资助。奥本海默也对此知情。“我倒想知道还有谁不知道这件事？这是一个尽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