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我有多高兴吗……”现在轮到他思念自己的弟弟了，他在1934年年初给弗兰克写信说：“我几乎从未像最近几天这样想念你……我想剑桥大学很适合你，物理学已经对你产生深刻的影响，包括物理学本身及其给你的人生带来的益处。我认为你一直工作得很勤勉，在实验室动手做实验，深入钻研数学。在这样的过程中，在剑桥自然朴素的生活中，你终于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领域，它能满足你对自律和秩序的不懈追求。”如果说作为兄长，有时候奥本海默的口气听起来有些居高临下，那么他给弗兰克的信清楚地表明，他和弗兰克一样依赖这种兄弟间的亲情。
弗兰克与奥本海默不一样，他擅长实验物理学，喜欢在实验室里亲自动手。他还热衷于摆弄各种机械装置，还曾为哥哥专门制作了一台留声机。正如奥本海默所言，弗兰克有一种能力，可以“将一个具体的复杂状况简化为一个核心的本质问题”。弗兰克在英国学习了两年，又在意大利学习了几个月，在那里他目睹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这令他极为厌恶，后来为了完成实验物理学博士学位，弗兰克向几所大学提交了申请。他一度纠结是否要去加州理工学院，奥本海默“搞了点儿小动作”，然后加州理工学院突然宣布因为弗兰克成绩优异而授予他奖学金，这样一来他就去了加州理工学院。
他在奥本海默的老朋友查尔斯·劳里森手下工作，在实验室用一台β射线摄谱仪做实验。奥本海默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取得了他的博士学位，弗兰克则不慌不忙地用了四年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实验物理学的工作往往比理论物理学更耗时。同时，这也是因为弗兰克的生活中不只有物理学，他热爱音乐，作为一名颇有造诣的长笛演奏者，他的哥哥和许多朋友都认为他可以成为一名职业演奏家。弗兰克还继承了母亲的艺术品位，他热爱绘画，阅读了大量诗歌。但与奥本海默表现出的一本正经的欧洲礼仪不同，朋友们都认为弗兰克衣着相当邋遢，举止“不拘小节”。
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一年，弗兰克遇到了一位24岁的法国裔加拿大姑娘——杰奎内特·康，人们都叫她“杰姬”，那时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经济学。他们于1936年春在伯克利相识，当时奥本海默带着他弟弟一道去拜访一位叫韦诺纳·内德尔斯基的朋友，杰姬正好在她家兼职照看小孩。为了生计，她还做过服务员。杰姬为人坦诚率直、朴实无华，毫不矫揉造作。“杰姬为自己是工人阶级而感到自豪，”罗伯特·瑟伯尔说，“她不喜欢知识分子。”杰姬的志向是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她把头发剪成一个简单的童花头，从来不用口红或其他化妆品。罗伯特·奥本海默绝不会给弟弟选择这样一位女友。不过那年春天晚些时候，奥本海默、弗兰克、杰姬和韦诺纳（当时刚和她丈夫利奥分居）一起出去玩过两三次。6月，弗兰克邀请杰姬一起到佩罗卡连特过暑假。他们来的时候乘坐了一辆价值750美元的全新福特皮卡，这是奥本海默送给他们的礼物。
那年夏天晚些时候，弗兰克告诉奥本海默他打算和杰姬结婚，而哥哥试图说服他打消这个念头。杰姬和奥本海默相处得并不愉快，她回忆说：“他总是说什么‘当然了，你比弗兰克大那么多’，实际上，我只比他大8个月，他还老说弗兰克还没有准备好。”
然而这一次，弗兰克不顾哥哥的劝告，于1936年9月15日与杰姬结婚了。“对他来说，这是一种解放和反抗，”奥本海默写道，“反抗他对我的依赖。”一方面，奥本海默仍未停止贬损杰姬，称她为“我弟弟娶的那个服务员”；另一方面，他继续为弟弟和他的新婚妻子“张罗事情”。“我们三个在帕萨迪纳、伯克利和佩罗卡连特经常见面，”弗兰克回忆道，“我和哥哥从未停止过交流各自的想法、彼此的事业，我们一直都有共同的朋友。”
杰姬一直是政治上的狂热分子。一位亲戚回忆说：“谈起政治，她那激昂的长篇大论会把你逼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本科时，她加入了共青团，后来在洛杉矶为共产党主办的报纸工作过一年。弗兰克欣然接受了杰姬的政治立场，他回忆说：“从高中开始，我就接触了那种略带左翼色彩的东西。我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去卡内基音乐厅听了一场没有指挥的音乐会，那就像是一种‘打倒老板’运动。”
和哥哥一样，弗兰克也接受了伦理文化学校的教育，他在那里学会了对道德和伦理问题进行思辨。16岁时，他就和学校里的一些朋友为1928年阿尔·史密斯的总统竞选活动出力。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读书时，弗兰克的许多同龄人都是民主党的左派。当时，弗兰克厌恶冗长的政治讨论，他回忆说：“我过去常常告诉人们，除非我想做点什么，否则我拒绝空谈。”弗兰克记得1935年在英国剑桥的一次共产党会议上，他当时听到的一切让他感到“失望”，弗兰克回忆说：“我觉得有点儿空洞无物。”在一次访问德国期间，他很快认识到了法西斯主义的危害：“整个社会似乎都被腐蚀了。”从他父亲的亲戚那里，弗兰克得知了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发生的“一些可怕的事情”，而他愿意支持任何决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