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对此有所行动”的组织。
那年秋天，当他回到加州时，他被当地农场工人和黑人的悲惨处境深深触动了。大萧条让数百万人损失惨重。另一位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被大家称呼为“威利”的研究生威廉·福勒曾说，他成为物理学家的原因是他不想为人类操心，但是现在他感到苦恼，因为大萧条逼得他不得不如此。弗兰克也有同感。他开始研读劳工史，最后他读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
1937年年初的一天，杰姬和弗兰克在当地的共产党党报《人民世界》上看到一张入党登记卡。“我把它剪下来寄回去了，”弗兰克回忆说，“我们对此毫无隐瞒、毫不避讳。”可是过了好几个月，我们才收到了共产党的回复。和许多专业人士一样，弗兰克被要求以化名入党，他选择了弗兰克·福尔瑟姆这个名字。他后来作证时说：“在我入党时，出于某种当时我不理解且后来也一直不明白的原因，他们要求我把本名和化名都写下来。这在我看来简直荒唐可笑。除了我自己的名字，我从来没有使用过其他名字，因为这看起来很滑稽，我就写下了加州一所监狱的名字（福尔瑟姆监狱）。”1937年，他的“党籍编号”是56385。有一天，他不小心把绿色的党员证落在了衬衫口袋里，然后把衣物送到了洗衣店。衬衫送回来的时候，一起送来的党员证也被工整地放在一个信封里。
到1935年，关心经济不公问题的美国人——包括许多支持新政的自由派人士——支持共产主义运动已经不足为奇。许多劳动者及作家、记者和教师都支持罗斯福新政中最激进的措施。即使大多数知识分子并没有加入共产党，他们也发自内心地支持一场能给世界带来公正和平等的人民运动。
弗兰克对共产主义的认同背后有着深厚的美国传统。正如他后来解释的那样：“因为20世纪30年代的恐怖、不公正和随之而来的忧虑，一些知识分子逐渐向左派靠拢，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与美国历史上的抗议传统产生了共鸣……诸如约翰·布朗、苏珊·B.安东尼、克拉伦斯·达罗和杰克·伦敦，甚至还有废奴运动、早期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发起的运动。”
最初，共产党把弗兰克和杰姬分配到帕萨迪纳的一个所谓“街道党小组”，他们的同志大多是附近的居民，还有不少是贫穷的失业黑人。他们的小组成员数量在10~30人之间波动。他们定期举行公开会议，共产党员和与新政有关的各种团体的成员都会参加，比如失业工人组织——工人联合会。他们谈了很多但没有多少实际行动，这让弗兰克感到沮丧。“我们本想让本市的泳池取消种族隔离，”他说，“他们只允许黑人在周三下午和晚上游泳，在周四早上他们会把游泳池的水排干净。”但是，尽管他们做出了努力，那个泳池仍然在实行种族隔离制度。
不久之后，弗兰克同意由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建立一个党组织。杰姬暂时继续留在那个街道党小组，但是后来她也加入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党组织。她和弗兰克招募了大约10名成员，其中包括研究生弗兰克·K.马利纳和悉尼·温鲍姆。与帕萨迪纳的那个街道党小组不同，这个加州理工学院的小组“基本上是一个秘密组织”。弗兰克是唯一一个公开自己政治身份的小组成员，他解释说其他人大多“害怕丢掉工作”。
弗兰克明白因为自己和共产党的关系，他触怒了一些人。“我记得我父亲有一个上了年纪的朋友，他说绝不会把儿子送进我任教的大学。”斯坦福大学物理学家费利克斯·布洛赫曾试图说服他退党，但弗兰克无动于衷。然而，弗兰克的大多数朋友并不在乎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党员身份只是他人生的一部分。那时，弗兰克正在加州理工学院进行β射线光谱学的研究。像他哥哥一样，他正要迈向大好前程。即使有人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也都知道他公开参加的那些政治活动，而且这些活动还是他工作之余的爱好。欧内斯特·劳伦斯对弗兰克颇有好感，有一天他偶遇弗兰克时问他为什么要在“政治事业”上浪费那么多时间。劳伦斯对此感到困惑不解，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搞科学的人，而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但是，他自己也花了很多时间讨好那些加州大学董事会的商人和金融家，这些人可都是加州大学的决策者。其实，劳伦斯像弗兰克一样热衷于政治，只不过他有自己的方式，他效忠的是另外一种“事业”。
每周二晚上弗兰克和杰姬都在家里召开党员会议。据一位“可靠的匿名”联邦调查局线人透露，直到1941年6月前后，弗兰克还在举办这类会议。奥本海默至少参加过一次，后来他声称这是他唯一一次参加“公认”的共产党会议。他们讨论的话题是帕萨迪纳公共游泳池的种族隔离问题。奥本海默后来作证说，那次会议“给我留下了相当不好的印象”。
和他哥哥一样，弗兰克在东湾教师工会、消费者联盟和加州外来农场工人的活动中都很活跃。一天晚上，他在帕萨迪纳的一座礼堂举行了一场长笛演奏会，露丝·托尔曼担任钢琴伴奏，演奏会的收入捐给了西班牙共和国。弗兰克后来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参加各种会议——各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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