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治会议，涉及许多议题。”弗兰克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位同事告诉美国联邦调查局：“他经常谈到经济压迫的事情，对此憎恶之极。”另一位线人声称，弗兰克“一直非常欣赏苏联的内外政策”。有时候，弗兰克也很尖锐，他曾抨击一位同事是“对无产阶级毫无同情之心的、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后来这位同事将谈话内容报告给了联邦调查局。

后来奥本海默认为他弟弟的党员身份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在他看来，弗兰克虽然是共产党员，但是他的生活远不止于此。“他非常热爱音乐。他有许多完全和共产党不沾边的朋友……他夏天都在牧场度假，”奥本海默最后总结说，“所以在那些年里，他不可能是一位兢兢业业的共产党员。”

入党后不久，弗兰克专程开车去了伯克利，他在哥哥那里住了一晚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我对此很不高兴。”奥本海默在1954年作证时说，但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他对弗兰克走的这一步感到不满。当然，共产党员身份肯定会带来一些风险。但在1937年，伯克利的自由主义者们对党员身份没有什么成见。奥本海默作证时说：“当时加入共产党并没有被无知地视为一种触犯国家法律的严重罪行，或者什么不光彩的事情。”不过，加州大学仍然对所有与共产党有牵连的人都怀有敌意，而那时的弗兰克正要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况且和奥本海默不同，弗兰克没有终身教职。如果奥本海默对弗兰克的决定感到不满，也许他认为弟弟做出这样的举动属于一时糊涂，或是被他激进的妻子所蛊惑。尽管奥本海默自己在政治上也不再保持沉默，但是原则上他并不认为有必要加入共产党。而弗兰克显然觉得入党是一种正式的承诺。兄弟俩或许有相同的政治意愿，但是事实证明弗兰克要冲动得多。他仍然非常崇拜奥本海默，但通过他的婚姻和政治活动，他正在试图彰显自我，走出奥本海默的影子。

1943年，一位弗兰克在斯坦福大学工作时的同事告诉联邦调查局探员：在他看来，“弗兰克·奥本海默所有的政治立场和党派关系都是遵照了他哥哥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指引和指示”。这位匿名消息人士可谓大错特错，弗兰克明明是不顾哥哥的劝告自己执意加入了共产党。不过，有一件事，这位线人说得没错：他向联邦调查局保证，他相信奥本海默兄弟“基本上是忠于这个国家的”。在他们的朋友（以及联邦调查局）眼中，奥本海默兄弟可以说得上亲密无间。弗兰克的行为总会影响到奥本海默。而且，尽管奥本海默为他的弟弟费尽心思，他也永远无法让弗兰克免受自己光环的影响。

与他那坦率的弟弟相比，奥本海默就像一个谜。兄弟俩所有的朋友都知道奥本海默的政治倾向，即便如此，他与共产党的实质关系至今仍暧昧不明。后来奥本海默形容自己的朋友哈康·希瓦利埃是“一个客厅里的粉红分子。他与各种各样的共产党外围组织有着非常广泛的联系，他对左翼作家感兴趣……他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的政见”。这样的描述也很适合奥本海默本人。

毫无疑问，奥本海默周围的亲戚、朋友和同事中有一些人曾是共产党员。作为一名左翼新政支持者，他向共产党倡导的事业捐助了可观的款项，但是他一直坚称自己从来就不是正式党员。相反，他说自己和共产党的关系“非常紧密，也非常短暂”，他指的是西班牙内战时期，但是在那之后，他仍在参加有交纳党费的正式党员参加的会议，他们在一起讨论时事。共产党鼓励举办这样的会议，他们专门吸纳像奥本海默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这些会议也不强调党员身份的限制。由于奥本海默从未成为正式党员，这让他可以随意定义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甚至可能认为自己是一名编外同志。而且，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尽量减少了与共产党的联系。坦率地说，任何想给罗伯特·奥本海默贴上共产党员标签的企图都是徒劳的，这也是联邦调查局从多年的失败中得出的教训。

事实上，奥本海默与共产党人的联系是一件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无论是他的同情心还是社会地位都在推动他接近共产党人。20世纪30年代末，作为加州大学教授，奥本海默生活在一个充满政治气息的环境中。在这些圈子里进进出出的奥本海默给许多共产党员朋友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一方面是因为奥本海默希望博得周围人的喜爱，另一方面是他确实信奉共产党支持并为之奋斗的社会正义事业。至于他周围的人怎么想，那是他们的事情。所以有些共产党员认定奥本海默就是党内同志也不足为奇。所以，当联邦调查局窃听到这些人谈论奥本海默时，他们偶尔会听见那些毫无戒备的共产党员说起奥本海默就像在说自己人。不过，在联邦调查局的其他窃听记录中，还有共产党员抱怨奥本海默态度冷漠、不大可靠。最重要的是，没有证据表明他曾服从过共产党的组织纪律。虽然他个人非常认同共产党的许多纲领，但是的确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他也从不屈就自己的观点来顺从共产党的路线。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苏维埃政权的极权主义本质表达过自己的疑虑，他还曾公开表示钦佩富兰克林·罗斯福并为他的新政辩护。奥本海默是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