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党主导的各种人民阵线组织的成员,也是坚定的公民自由主义者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重要成员。简而言之,他是一个典型的同情共产党并支持新政的进步人士,他钦佩共产党在欧洲反对法西斯主义,在国内捍卫劳工权利。他愿意与共产党员一起为这些目标努力,这既不令人意外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让事情更加扑朔迷离的是在人民阵线运动的这些年里,在共产党的组织架构中,临时成员和正式党员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加州尤其如此。杰西卡·米特福德在她的回忆录中言辞犀利地讲述了她在旧金山党支部的经历,“在那时……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共产党既公开又秘密”。由三五名党员组成的小组原来被称为“秘密小组”,这个有阴谋组织色彩的名称后来被“支部”或“社团”取代,这是“一种更符合美国政治传统的命名方式”。这些所谓的“社团”中可能有数以百计的成员,共产党在“社团”中的活动不仅相当公开,而且很随意,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其中还经常有联邦调查局的线人。每周的会议都在租用的礼堂举行,没什么人在意到场的党员是否按时交纳了党费。米特福德还说,她和丈夫“最初被分配到南区社团,这是为数不多的一个‘非公开小组’或者叫‘秘密支部’,专门面向政府职员、医生、律师和其他可能因公开党员身份而危及工作的人”。
20世纪30年代末,许多中左翼、支持工会、反法西斯的知识分子从未加入过共产党,许多入党的人也选择隐藏自己的党员身份,即使他们像奥本海默一样在政治上积极为共产党支持的事业出力。美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厄尔·白劳德在1936年6月抱怨美国社会中有太多知名人士隐藏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我们如何才能驱散红色分子中的红色恐慌?”他问道,“有些同志把自己的共产主义政见和党员身份当作可耻的秘密隐藏起来,歇斯底里地恳求党离他们的事业越远越好。”
多年后,哈康·希瓦利埃坚称奥本海默就是这样一个秘密党员。但是,当进一步追问奥本海默所属的党小组时,希瓦利埃所说的不过是一个无关痛痒的朋友聚会,更类似于他在1965年的回忆录中提到的“讨论小组”,而不是米特福德说的那种官方的共产党“非公开小组”。提到奥本海默时,希瓦利埃告诉马丁·舍温:“这个小组是我们和他发起的,这是一个不公开的非官方小组。没有相关记录……党内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我不知道他是谁,但他是旧金山共产党的最高层成员之一。”这个只有“一个人”知道的“非官方”小组最初只有六七名成员,但有一段时间参与讨论的成员多达12人。希瓦利埃回忆说:“我们讨论的是本地、本州、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时事。”
希瓦利埃口中的事实被记录在了联邦调查局的档案里。1941年3月,联邦调查局首次为奥本海默建立了一个调查档案。在前一年的12月,他的名字偶然引起了联邦调查局的注意。有近一年的时间,联邦调查局一直在窃听加州共产党书记威廉·施奈德曼和加州共产党的财务主管艾萨克·福科夫的谈话。这些窃听没有得到法院或总检察长的授权,因此属于非法行为。但在1940年12月,旧金山分局的一名探员无意中听到福科夫将于某天下午3点在希瓦利埃家与一些“大人物”会面,一名探员被派去记录与会者的车牌号。停在希瓦利埃家门前的车里有一辆正是奥本海默的克莱斯勒跑车。1941年春,联邦调查局认定奥本海默是一名“据称同情共产党”的教授。联邦调查局指出,他曾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执行委员会任职,该组织被联邦调查局认定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随后,他们建立了一份奥本海默的调查档案,这份档案最终多达约7 000页。同月,奥本海默的名字被列入了一份名单,这份名单中列出的都是“国家出现紧急状况时可拘留候审的人员”。
另一份联邦调查局文件援引“代号T-2的政府部门”的调查文件,声称奥本海默是共产党“专业人士支部”的成员。在联邦调查局的奥本海默档案中,这些来自“T-2”的文件里有一份两页的摘录,它来自一份内容更多且未经确认的报告,该报告列出了共产党各个党支部的成员名单,其中“码头工人支部”、“海员支部”和“专业人士支部”还列出了其成员的名字和住址。“专业人士支部”共有9名成员:海伦·佩尔、托马斯·阿迪斯、罗伯特·奥本海默、哈康·希瓦利埃、亚历山大·考恩、奥布里·格罗斯曼、赫伯特·雷斯纳、乔治·R.安德森和I.理查德·格拉德施泰因。奥本海默显然认识其中的一些人(佩尔、阿迪斯、希瓦利埃和考恩),而且他们中至少有一些人的确是共产党员,但是无法证明这份未注明日期的文件的可信度。
马丁·舍温与希瓦利埃曾长时间地深入交谈,据希瓦利埃说,这个所谓的“非公开小组”的每名成员都向共产党交纳了党费,但奥本海默除外。“奥比单独交纳,”希瓦利埃猜测道,“因为他交纳的金额很可能远超他应交的数目。”或者事实正如奥本海默一直坚称的那样,虽然他为共产党的事业捐款,但从未交过党费。希瓦利埃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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