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国主权；二是各国都主动部分放弃主权。这里提出的部分放弃主权，其限度是刚好足以让原子能开发机构得以成立并履行其开发、利用和管制的职能，同时让它可以存续并壮大，使其能够保护世界免受核武器的侵害，同时还能让原子能造福世界。
那年初夏，奥本海默偶遇了他以前的学生约瑟夫·温伯格，当时温伯格还在伯克利教物理。温伯格问他：“如果国际管制的努力失败了，我们该怎么办？”奥本海默指着窗外回答说：“那么，我们就好好欣赏风景，趁着它们还没消失。”
1946年6月14日，巴鲁克向联合国提交了他的方案，他还颇为戏剧性地用《圣经》里的话宣称，他给了世人一个在“活人与死人”之间做出选择的机会。正如奥本海默和其他最初参与《艾奇逊-利连索尔报告》的人预测的，苏联立即拒绝了巴鲁克的提议。来自莫斯科的外交官提出了另一项简单扼要的协定，即禁止生产或使用原子武器。第二天，奥本海默在电话中告诉姬蒂，他觉得这个提议“还不错”。不出所料，苏联还反对巴鲁克提案中涉及否决权的条款。然而，奥本海默对他的妻子说，巴鲁克又喊又叫地说自己有多么失望，与此同时他“也明白这本来就是一场愚蠢至极的表演”。
然而，正如奥本海默预测的那样，杜鲁门政府立即拒绝了苏联的回复。谈判又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好几个月，结果一无所获。无论谁想真心诚意地阻止两个大国之间出现失控的核军备竞赛，那也已经错失先机。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才提出了一项严肃合理的军备控制协议，那还是受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及之后苏联大规模军备扩张的影响。但那时成千上万枚核弹头已经被制造出来。奥本海默和他的许多同事一直把错失良机归咎于巴鲁克。艾奇逊后来愤怒地评论道：“球传到他（巴鲁克）手上了，他打得一塌糊涂……他彻底把事情搞砸了。”拉比同样直言不讳地说：“这一切简直愚蠢至极。”
多年来，那些批评奥本海默1946年提出的国际管制方案的人都指责他在政治上太天真。他们认为，斯大林绝不会接受国际核查。奥本海默自己也明白这一点。“我说不清，”他在多年后写道，“我想也没人能说得清，根据玻尔的思路采取的早期措施是否会改变历史的进程。据我所知，在这里一点上斯大林的所作所为让人看不到一丝希望。但玻尔明白，这些措施是为了打破现有的局面。除了有一次开玩笑的时候，他从没说过这是‘另一种试验方案’，这就是他心中的模式。我认为，如果我们按照他的思路行事，明智、清晰、谨慎地执行他的想法，我们就有可能摆脱那种低级的自大，摆脱对封锁信息的执迷，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朝更健康的方向前进，未来才值得期许。”
那年夏天晚些时候，利连索尔到奥本海默在华盛顿下榻的酒店拜访了他，两人谈到了最近发生的这些事，他们一直聊到深夜。利连索尔在日记中写道：“尽管魅力非凡、才华横溢，但他真是一个悲剧人物。当我跟他道别时，他面露悲伤地说：‘现在无论去哪里，干什么都无所谓了，我再也没有什么想法了。物理学和物理教学曾是我的生活，而现在它们似乎无关紧要了。’他最后这句话真让我揪心。”
奥本海默的痛苦真实而深刻。对于洛斯阿拉莫斯项目产生的后果，他觉得自己负有个人责任。每天的报纸头条都让他更加确信世界可能会走回战争的老路。1946年6月1日，他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上写道：“每个美国人都知道，如果再发生一场大规模战争，我们将会使用原子武器……”他认为这意味着当务之急是消除战争本身。“我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上次战争中，我们眼中世界上最开明、最人道的两个国家——英国和美国——使用了原子武器来对付一个基本上被打败的敌人。”
之前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一次演讲中，他就提出过这一看法，但在1946年将其公开发表算得上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公开表态。1945年8月的轰炸后不到一年，作为曾指导轰炸机在日本两座城市的市中心投下原子弹的人，他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支持了对“一个基本上被打败的敌人”使用核武器。认识到这一点让他的内心倍感沉重。
让奥本海默担心的不只是大规模战争，还有核恐怖主义。在一次参议院的闭门听证会上，有人问他：“三四个人是否就能将原子弹偷运到纽约并炸毁整座城市？”奥本海默回答说：“当然可以，他们可以将纽约夷为平地。”一位大吃一惊的参议员追问道：“你会用什么仪器来找出藏在一座城市里的原子弹呢？”奥本海默打趣道：“一把螺丝刀（撬开每一个货箱或行李箱）。”对核恐怖主义没有任何防范措施，而且他认为永远不会有。
后来他对一群外交部官员和陆军军官说，对核弹的国际管制是“这个国家能够拥有与战前相当的安全保障的唯一途径。唯有如此，在未来百年出现糟糕的政府、新的核能发现或者不负责任的政权时，我们才不用时刻担心有人会突然使用核武器”。
1946年7月1日上午9点0分34秒，世界上第四颗原子弹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的比基尼环礁上空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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