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斯是他部门最优秀的下属之一。贝特告诉联邦调查局：“如果他真是间谍，那么他的演技也太高超了。他没日没夜地工作。他是个单身汉，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他为洛斯阿拉莫斯项目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福克斯向苏联递送了详细的书面材料，内容是内爆式设计与枪式设计的优缺点比较。但是他不知道苏联还从另外一位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人那里获取信息，以证实他的信息。
1944年9月，特德·霍尔正在忙着内爆式炸弹所需的校准测试。奥本海默听说，在内爆试验方面，霍尔是台地上最优秀的年轻技术人员之一。作为一个绝顶聪明的人，那年秋天霍尔的思想已经处于“危险”的边缘。他在思想上是一名社会主义者，是苏联的崇拜者，但还不是正式的共产党员，他对自己的工作和社会地位也没有任何不满，并没有人主动招募他。但在那一年里，他一直在听“年长”的科学家们谈论他们对战后军备竞赛的恐惧，所谓“年长”也不过二十八九岁或三十出头的年纪。有一次在富勒小屋，他和尼尔斯·玻尔坐在同一张餐桌旁，他听到了玻尔对“开放世界”的种种关切。霍尔的结论是战后美国的核垄断可能导致另一场战争，这促使他在1944年10月决定采取行动：“……在我看来，美国的核垄断是危险的，应加以阻止。持这种观点的科学家并不只有我一个。”
霍尔有14天的休假可以离开洛斯阿拉莫斯，他坐火车到了纽约，直接走进了苏联的一个贸易办事处，向一名苏联官员递交了一份关于洛斯阿拉莫斯的手写报告。报告说明了该实验室的目的，还列出了从事核弹项目的主要科学家的名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霍尔设法向苏联提供了更多的情报，包括内爆式炸弹设计的关键信息。霍尔是一个完美的“送上门”的间谍，他知道苏联人需要了解哪些原子弹计划的信息，而他自己既不需要什么，也不期望什么。他的唯一目的是阻止核战争，“拯救世界”。他认为，如果二战后美国处于核垄断地位，那么这样的战争将不可避免。
奥本海默对霍尔的间谍活动一无所知。但他知道在洛斯阿拉莫斯有一个大约20名科学家参加的小组，他们中有些人还是科研小组的组长，这个小组每月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他们会讨论战事、政治和未来。罗特布拉特回忆说：“活动通常是在晚上，一般都在某人的家里，比如泰勒夫妇家这样宽敞的地方。人们会聚在一起讨论欧洲的未来、世界的未来。”除了这些话题，他们还谈到了将苏联科学家排除在这个项目之外的问题。罗特布拉特称奥本海默至少参加过一次他们的会议，他后来还说：“我一直认为他是我的知音，因为我们对待问题时都采取了人道主义态度。”
到1944年年底，洛斯阿拉莫斯的一些科学家开始质疑从伦理的角度是否还要继续开发这种“小装置”。罗伯特·威尔逊当时是实验室实验物理部门的负责人，他“与奥比就如何使用它（核弹）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讨论”。威尔逊去找奥本海默时地上还有积雪，他提议召开一次正式会议，更全面地讨论这个问题。“他试图说服我不要这么做，”威尔逊后来回忆说，“他说我会招惹G-2那些负责安保的人。”
尽管威尔逊尊敬奥本海默，甚至可以说是崇敬，但他对这一论调不以为然。他心里想的是：“好吧。那又怎么样？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是一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那么你肯定不会担心被关进监狱或者他们会作何反应，比如降低你的薪水或类似的坏事。”所以威尔逊告诉奥本海默，他并没有被说服，他觉得至少要对这个重要性显而易见的问题进行一次公开讨论。随后，威尔逊在实验室里到处张贴告示，宣布要召开一次公开集会，讨论“核装置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他选这个标题的原因是，早先在普林斯顿的时候，“就在我们来这里之前，有很多关于其他事情的‘影响’的讨论，不过那些装腔作势的讨论都学究气十足”。
令他意外的是，在约定的那天晚上，奥本海默也出现了，他聆听了他们的讨论。威尔逊后来估计有20人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资深物理学家维克托·魏斯科普夫。会议的地点就选在了回旋加速器所在的大楼。威尔逊说：“我记得我们的楼里很冷……对于为什么在（实际上）赢得战争之后我们还继续制造核弹的问题，大家进行了非常激烈的讨论。”
这并不是唯一一次对原子弹的道德和政治问题进行的讨论。研究内爆技术的年轻物理学家路易斯·罗森记得在老剧院举行过一次研讨会，那次会议是在白天，当时可谓座无虚席。奥本海默是演讲者，根据罗森的说法，那次讨论的话题是“这个国家在活人身上使用这种武器是否正当”。奥本海默显然认为，作为科学家，在决定这个“小装置”的去向问题上，他们无权拥有比其他公民更大的影响力。“他是一个善于雄辩、很有说服力的人。”罗森说。化学家约瑟夫·O.赫希菲尔德还记得1945年年初，在一个寒冷的周日晚上，外面下着雷雨，洛斯阿拉莫斯那座木结构的小教堂里正开展一次类似的讨论。这次一向能言善辩的奥本海默声称，尽管他们都注定要永远生活在恐惧中，但原子弹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