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可能会在美苏之间引发军备竞赛，这最终可能导致两个国家毁于一旦。此时我还没心思去想匈牙利会怎么样。”西拉德离开的时候心情沉重。“当我们离开伯恩斯家走向车站时，”他写道，“我感到了一种少有的消沉。”
回到华盛顿后，西拉德再次试图阻止使用核弹。5月30日，西拉德听说奥本海默要在首都与战争部长史汀生会面，他便打电话给格罗夫斯将军的办公室，约好那天上午去见奥本海默。虽然奥本海默认为西拉德的举动属于多管闲事，但他还是决定听听他的意见。
“原子弹就是个废物，”奥本海默在听完西拉德的想法后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西拉德问。
“哦，”奥本海默回答说，“这是一种没有军事价值的武器。它能引起大爆炸——一种非常剧烈的爆炸，但它不是一种能用于实战的武器。”与此同时，奥本海默告诉西拉德，如果要用这种武器，他认为一定要提前通知苏联人。西拉德认为，仅仅告诉斯大林新武器的消息并不能阻止战后的军备竞赛。
“好吧，”奥本海默坚持说，“难道你不认为，如果我们事先告诉苏联人我们的打算，然后才在日本使用原子弹，苏联人就不会介意了吗？”
“他们只会更介意！”西拉德回答。
会面结束后，西拉德再次感到灰心丧气，因为这是他第三次试图阻止使用核弹，但是这一次他又失败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忙着建立一份公开档案，以表明在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中，至少有少数人公开反对对平民目标使用原子弹。
第二天，也就是5月31日，奥本海默参加了史汀生所谓的“临时委员会”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是一个由政府官员组成的特别小组，旨在就未来的核政策为战争部长提供建议。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史汀生、海军部助理部长拉尔夫·A.巴德、万尼瓦尔·布什博士、詹姆斯·F.伯恩斯、威廉·L.克莱顿、卡尔·泰勒·康普顿博士、詹姆斯·B.科南特博士和史汀生的助手乔治·L.哈里森。出席会议的还有4名科学家，他们是奥本海默、恩里科·费米、阿瑟·康普顿和欧内斯特·劳伦斯，这4名科学家组成了为委员会服务的科学顾问小组。当天在场的还有乔治·C.马歇尔将军、格罗夫斯将军及史汀生的两位助理哈维·H.邦迪和阿瑟·佩奇。
史汀生把控了会议议程，会议根本不涉及是否应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因为这已几成定局。似乎是为了有意强调这一点，史汀生在会议一开始就大致介绍了总统赋予他的军事职责。所有人都明白他想传达的信息：核弹的军事用途将由白宫全权决定，过去两年一直在制造核弹的科学家们对此没有发言权。但史汀生是个聪明人，他对所有有关核武器影响的讨论都十分关注。因此，他才会对奥本海默和其他科学家说，他和临时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认为原子弹“不只是一种新型武器，它是人类与宇宙关系的一场变革”。原子弹可能会成为“吞噬我们的科学怪人”，也可能会确保全球和平。无论哪种情况，它的重要性都“远远超出了它在当前战争中的作用”。
史汀生很快就把讨论转到了原子武器的未来发展。奥本海默报告说，在3年内有可能制造出一种威力相当于1 000万至1亿吨TNT炸药的炸弹。劳伦斯立即建议道：“应该建立相当规模的核弹和核原料储备”，如果华盛顿希望美国“保持领先”，就必须投入更多资金用于扩建核设施。在正式的会议纪要中，史汀生先是宣布了所有人都同意劳伦斯的建议——储备核武器和建设核设施。而从后面的会议纪要里可以看出奥本海默的矛盾心理，他认为曼哈顿计划只是“摘取了早先研究的果实”，他向史汀生强烈呼吁，一旦战争结束，就应该允许那些科学家回到他们的大学和实验室，“离开战时那些枯燥乏味的工作”。
与劳伦斯不同，奥本海默不希望战后曼哈顿计划继续主导科学研究。奥本海默在会上发言时语气一如既往地平静，对在场的许多人来说，他的话都很有说服力。万尼瓦尔·布什打断他说，他“同意奥本海默博士的观点，只应保留现有人员中的核心人物，应该尽可能让更多的人去从事范围更广、更不受限制的研究”。除了劳伦斯，康普顿和费米都表示了赞同。尽管没有明确指出，但奥本海默已经对战后重新调整武器实验室的工作重心提出了建议。
当史汀生问及该项目在非军事领域的潜力时，奥本海默再次主导了讨论。他指出，在那之前，他们“当务之急是缩短战争”。但他说，我们应该意识到，关于核物理的“基础知识”已经是“举世皆知”，因此他认为在战后和平时期核能利用领域，如果美国能主动“无偿分享信息”，那将是明智之举。奥本海默还重申了前一天与西拉德讨论的内容，他说：“如果我们在原子弹真正投入使用之前提出分享信息，我们将在道义上处于更有利的位置。”
史汀生接过了这个话茬儿，开始讨论“自我约束政策”的前景。他提到了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以保证“科学领域的学术自由”。也许，在战后，一个拥有核查权的“国际管制机构”可以控制核弹。就在会议室里的科学家们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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