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年秋季的一天，奥本海默安排哈罗德·W.刘易斯汇报一篇论文摘要，这篇发表在《物理评论》上的论文作者是奥本海默、刘易斯和S.A.沃图伊森，论文主题是介子多重产生现象。这是在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之前，奥本海默的最后一项研究成果。很自然地，奥本海默希望大家赶紧认真讨论他的研究。但是，那些聚在一起的物理学家竟然讨论起了“球状闪电”，在这种尚无法解释的现象中闪电呈球状。当他们讨论如何解释这些现象时，奥本海默气得面红耳赤。最后，他起身大步走了出去，嘴里念叨着：“火球，什么火球！”
戴森回忆说，他在一次演讲中赞扬了理查德·费曼最近在量子电动力学领域取得的进展，但是奥本海默“对我大发雷霆”。不过，事后他还是向戴森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当时，奥本海默认为费曼的方法——主要依赖直觉而不是计算——从根本上就是错的，他根本不愿意听戴森的辩解。后来汉斯·贝特从康奈尔大学来的时候，发表了一次支持费曼理论的演讲，奥本海默直到此时才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看法。当戴森再次做讲座时，奥本海默一反常态地保持了沉默。之后，戴森在他的邮箱里发现了一张非常简短的便条：“我放弃争辩。奥本海默。”
面对奥本海默，戴森的心情很复杂。贝特曾让戴森师从奥本海默，因为他“更有深度”。戴森对身为物理学家的奥本海默感到失望，他似乎再也无暇顾及理论物理学家要做的那些艰苦的研究和演算。戴森回忆说：“他也许曾经很有深度，但是他对现况一无所知！”奥本海默经常令戴森迷惑不解，作为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奥本海默在思想上很超脱，在现实中又野心勃勃。戴森觉得对于奥本海默这种人，最难抗拒的诱惑是：“征服恶魔，拯救人类。”
在戴森看来，奥本海默有“装腔作势”之嫌。有时候，他根本无法理解奥本海默那些晦涩难懂的发言，不过这让他想到“不知所云也会被误认为是有深度”。尽管如此，戴森发现自己还是被奥本海默所吸引。
1948年年初，《时代》杂志刊登了一篇短讯，内容是关于奥本海默最近在《技术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时代》杂志的报道称，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上周坦率地承认了科学的罪责感”。报道还引用了这位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战时负责人的话：“从某种粗略的意义上说，物理学家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罪孽，这并非粗鲁的指摘、开玩笑或言过其实，他们无法再装作不知道了。”
奥本海默肯定知道，这样的话，尤其是从他的嘴里说出来，一定会引起争议。就连他的密友伊西多·拉比也认为他用词不当：“那都是胡扯，我们从来没这么说过。他觉得自己有罪，好吧，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因为这件事，拉比评价他的朋友是“人文知识学多了”。拉比太了解奥本海默了，所以不会生他的气，他知道他这位朋友的弱点之一是“喜欢把事情说得神乎其神”。奥本海默之前在哈佛大学的老师珀西·布里奇曼教授对记者说：“科学家不应为自然界的事实负责……如果有人应该感到罪恶，那就是上帝。他创造了这一切。”
当然，奥本海默并不是唯一一位怀有这种想法的科学家。那一年，他之前在剑桥大学的导师帕特里克·布莱克特（“毒苹果”事件的主角）出版了《原子能的军事和政治后果》，这是第一次有人全面评述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决定。布莱克特认为，到1945年8月，日本人事实上已经战败，原子弹实际是用来阻止苏联参与占领战后的日本。布莱克特写道：“人们不难猜到，这两颗核弹——也是仅有的两颗——被如此匆忙地运到太平洋的另一端并空投在广岛和长崎，只是为了及时确保日本政府只向美军投降。”他总结说，原子弹轰炸“与其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不如说是目前对苏冷战外交的第一次重大行动”。
布莱克特认为，许多美国人都意识到核弹外交是对日本轰炸的原因之一，这种认识让“许多了解或怀疑事实真相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产生了强烈的内心冲突。在核科学家的心里，这种冲突尤为强烈，看到自己杰出的科研成果被如此滥用，他们肯定觉得自己也难辞其咎”。布莱克特所写的当然是自己的学生——奥本海默的内心煎熬，他甚至引用了1946年6月1日奥本海默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演讲内容，奥本海默在演讲中直言不讳地说，美国“使用了原子武器来对付一个基本上被打败的敌人”。
次年，布莱克特的书在美国出版时引起了很大反响。拉比在《大西洋月刊》上抨击道：“作者为广岛发出的哀号纯属自作多情。”他坚称这座城市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奥本海默本人从未批评过布莱克特的论著，同年晚些时候，当布莱克特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奥本海默还向他这位曾经的导师表示了热烈的祝贺。此外，几年后，布莱克特出版了另一本批评美国使用原子弹的书——《核武器与东西方关系》，奥本海默在信中写道，尽管他认为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但他仍然认同书中的“主要内容”。
同年春天，《今日物理》月刊创刊号的封面上刊登了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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