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交集。部分原因是我们正在和无数的男男女女一起投身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项伟大事业，我们正在探索人类能否在保护培育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的同时又无须将战争作为历史的终极仲裁者”。然后奥本海默转向约翰逊说：“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总统先生，我认为您今天颁发这个奖项可能格外需要一些仁慈和勇气。在我看来，这对我们所有人的未来都是个好兆头。”
约翰逊接下来将姬蒂亲切地称为“今天与您分享荣誉的女士，奥本海默太太”。然后，他开玩笑地说：“您可能注意到了，支票在她手里！”
那天泰勒也在观众席上，当两个人面对面的时候，所有人都紧张起来。姬蒂面无表情地站在奥本海默身边，奥本海默则咧嘴一笑，和泰勒握了握手。一位《时代》杂志的摄影师用他的相机捕捉到了这一瞬间。
之后，尚在悲恸中的约翰·肯尼迪的遗孀传话说，她想在自己的住处会见奥本海默。奥本海默夫妇到了楼上，杰奎琳·肯尼迪迎接了他们。她说，她想让奥本海默知道，她已故的丈夫是多么想把这个奖颁给他。后来在回忆那一刻时，奥本海默坦言他被深深地感动了。
然而，在华盛顿，奥本海默依然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至少有一位共和党政客——参议员伯克·希肯卢珀曾公开宣称他将抵制白宫的颁奖典礼。作为对共和党批评的回应，约翰逊政府同意在次年将费米奖的奖金降至2.5万美元。当然，对刘易斯·斯特劳斯来说，给奥本海默部分恢复名誉简直就是对他的羞辱，斯特劳斯给《生活》杂志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他表示奥本海默获奖“对保护我国的安全体系造成了严重打击”。
自1954年的审判以来，斯特劳斯对奥本海默的敌意有增无减。1959年，当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名斯特劳斯为自己任期内的商务部长时，所有的旧伤又被重新撕开。在确认提名的激烈斗争中，奥本海默的听证会成了影响斯特劳斯的主要因素，最终他以46票对49票的微弱劣势败北。斯特劳斯先是将他的失败归咎于参议员克林顿·安德森，然后他又指责了参议员约翰·肯尼迪，他们的确受到了麦乔治·邦迪、小阿瑟·施莱辛格等奥本海默的支持者的游说。肯尼迪曾声明：“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我才会对总统的提名投反对票。”麦乔治·邦迪回应说：“嗯，这就是一个极端情况。”邦迪向肯尼迪列举了斯特劳斯在奥本海默案中那些令人发指的行为。肯尼迪被说服了，他改投了反对票，斯特劳斯的提名未获得通过。伯尼斯·布罗德给奥本海默发电报说：“这是一场精彩的表演——从没想到我能在有生之年报仇雪恨。先不管什么基督教精神，好好享受一下受害者的每一次挣扎和每一分痛苦。真希望你也在这里！”即使在听证会过去7年之后，斯特劳斯仍认为奥本海默的影响力在发挥作用，他抱怨道：“奥本海默的支持者还在对那些尽职尽责的人进行打击报复。”听证会这一事件将一直与斯特劳斯和奥本海默如影随形，直至他们生命的终点。
即使在奥本海默获得费米奖之后，姬蒂对泰勒等人的怨恨仍未消除。1964年春的一个傍晚，奥本海默夫妇和戴维·利连索尔一起喝酒。奥本海默刚刚从严重的肺炎中康复，他终于戒了香烟，但仍在抽烟斗。他和姬蒂都上了年纪。奥本海默仍然戴着他标志性的平顶矮帽，他在普林斯顿开的还是那辆凯迪拉克敞篷轿车，如今这辆车已经风光不再。当利连索尔说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白宫的费米奖颁奖典礼上时，姬蒂乌黑的眼睛里冒出了怒火。“那真是糟透了，”她厉声说，“有些事简直太不像话了。”奥本海默低着头坐在那里，轻声低语道：“也有人说了些感人的话。”但过了一会儿，当提到泰勒的名字时，奥本海默“像拉比一样和善的态度”不见了，他眼里闪着真正的怒火。利连索尔写道，那些伤口“依然很痛”。在日记的结尾，利连索尔写下了自己的观察：“她（姬蒂）的恨意如此强烈实属罕见，她主要是对那些让奥本海默遭受折磨的人怀有深深的怨恨。”
奥本海默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么热衷于政治，但奇怪的是，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动荡，他却置身事外。在20世纪60年代初，当许多美国人在自家后院挖原子弹掩体时，奥本海默从未公开反对过这种歇斯底里的恐慌行为。在利连索尔的追问下，他解释道：“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我无能为力；无论如何，我都是最不适合公开谈论这些事情的人。”同样，在1965—1966年越南战争不断升级时，尽管私下里他和彼得讨论这件事时，他显然质疑政府升级战事的做法，但是在公开场合他闭口不谈。
1964年，奥本海默收到了一本新书的预印本，书中对美国政府在广岛使用原子弹的决定做出了令人震惊的新解释。根据最新公开的前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的日记和与前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有关的国务院资料，作者加尔·阿尔佩罗维茨认为：杜鲁门总统之所以决定用原子弹来对付看似已经战败的日本，原因之一是针对苏联进行的原子外交。这本名为《原子外交：广岛和波茨坦——原子弹的使用与美国和苏联力量的对抗》的书引发了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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