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争论。当阿尔佩罗维茨询问奥本海默的意见时，奥本海默在信中说，阿尔佩罗维茨写的很多内容，“我都一无所知”。然而，他又特意补充道：“但你笔下的伯恩斯的确是我认识的样子，史汀生也是。”他不想被卷入关于此书的争议，但显然，与P.M.S.布莱克特在1948年出版的《恐惧、战争和原子弹》一书中的观点一样，奥本海默仍然认为杜鲁门政府对一个基本上被打败的敌人使用了原子武器。
同年，德国剧作家、精神病学家海纳·基普哈特创作了一出名为《罗伯特·奥本海默案件》的戏剧，它的主要素材来自1954年安全听证会的文字记录，它首先在德国的电视台播出，然后又在西柏林、慕尼黑、巴黎、米兰和巴塞尔的剧院演出。这些欧洲观众被基普哈特塑造的主人公迷住了，羸弱瘦削的奥本海默站在控告者面前，他就像当代伽利略——在美国当局的反共政治迫害中成为殉道者的科学家英雄。该剧获得五项大奖，广受好评。
但是，当奥本海默最终读到剧本时，他极为不满，他给基普哈特写了一封言辞激愤的信，还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斯特劳斯和罗布一直密切关注着该剧的反响，他们也曾一度考虑以诽谤罪起诉伦敦的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但律师告诉他们无法立案。）奥本海默尤其不喜欢结尾时的独白，编剧让他为制造原子弹表示愧疚：“我开始怀疑我们是不是科学精神的叛徒……我们一直在替魔鬼做工……”这样戏剧性的情节在某种程度上贬低了他所经历的苦难。简而言之，他认为剧本的拙劣恰恰在于它太过直白。
观众们可不这么想。1966年10月，英国的剧团排演了这部戏，由演员罗伯特·哈里斯扮演奥本海默，该剧大受欢迎。一位英国评论家写道，这部戏“让人拼命地思考”。哈里斯在给奥本海默的信中写道：“观众们一直非常专注、热情，尤其是那些年轻人，这让我们既意外又高兴。”
奥本海默后来不情愿地承认，这位剧作家不过是犯了过度艺术加工的错误。他更喜欢基普哈特这出戏的法文版，因为它几乎完全取材于安全听证会的记录，但即使这样，他仍抱怨说无论英文版还是法文版都“把这出该死的闹剧变成了一场悲剧”。不论这部戏是好是坏，基普哈特的戏剧将奥本海默重新介绍给了新一代的欧洲和美国观众。该剧最终也在纽约进行了首演，它催生出了英国广播公司的相关电视纪录片和其他展现奥本海默生活的影片。
还有另外一些试图深入奥本海默生活的节目。1965年，在广岛原子弹爆炸20周年之际，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播放了一部由切特·亨特利解说的纪录片《投下原子弹的决定》，其中奥本海默回忆了7月16日的三一试验并朗诵了《薄伽梵歌》：“现在我成了死神，诸界的毁灭者。”还有一次，一位采访者在镜头前问他，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最近提议约翰逊总统为了阻止核武器扩散与苏联展开谈判，对此他有什么看法，奥本海默狠狠地抽了一口烟斗说道：“这整整晚了20年……三一试验的第二天就该这么做了。”
与此同时，奥本海默得知一位人脉很广又同情他的记者菲利普·M.斯特恩正在写一本关于1954年的安全听证会的书。尽管有他们共同认识的朋友从中撮合，奥本海默最终还是决定不接受斯特恩的采访，他解释说：“对于这本书的主题，我无法保持客观，而且我仍对其中非常多的重要问题不知情。让我参与只会适得其反。”他认为“没有自己的参与、建议或默许”，斯特恩会写得更好。斯特恩的书《奥本海默案：对安全的审判》于1969年出版，并广受好评。
1965年春，奥本海默欣喜地看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新图书馆竣工。它毗邻一个大型人工池塘，周围是数英亩的绿色草坪，奥本海默把这座图书馆视为自己的遗产之一。该图书馆由华莱士·哈里森设计，他还设计过奥本海默在圣约翰岛的海滩小屋。图书馆的屋顶颇具新意，上面安装了倾斜的玻璃天窗。在白天，这种设计提供了充足的阳光，到了晚上，图书馆的灯光会照亮夜空。从远处看，整个天空似乎都被一团大火照亮了。利连索尔对新图书馆的优美环境和夜间奇观赞叹不已，奥本海默则对他报以了“小男孩般的微笑”，他说：“图书馆很美，环境也很美，但它也说明我们连最显而易见的后果都没预料到。我们在洛斯阿拉莫斯研发核弹时就没预料到那些重大的后果。至于图书馆的屋顶，我们只是想要最好的采光，让光线恰好能照进来……白天的时候，一切都棒极了。但是没有人，我们中没有任何人预见到光线不仅会照进来，还会射出去——照亮天空。”
不过，就算新图书馆的竣工让奥本海默感到欣喜，这份欣喜也无法完全抵消他与数学系教员冲突不断的烦恼。学院内部琐碎的政治斗争有时会让他大发雷霆。一位董事向刘易斯·斯特劳斯报告说：“问题在于奥本海默喜欢争论，他本质上对人怀恨在心，应该请他离开。”斯特劳斯非常乐于听到这样的汇报，但他仍然缺少足够的选票把奥本海默赶下台。
但随后在1965年春，奥本海默告诉高等研究院的董事们，他觉得到了该辞职的时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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