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自己的命运；他继续着自己的工作；他从不抱怨；他突然变得简单起来，不再想要哗众取宠。”他曾是一个很会装腔作势的人，但现在戴森注意到“他简单、坦率且不屈不挠”。利连索尔指出，奥本海默有时看起来“精力充沛，似乎还有点儿开心”。
7月中旬，他的医生没有再在他的喉咙里发现恶性肿瘤的迹象，虽然放射治疗让他疲惫不堪，但似乎发挥了作用。于是，7月20日他和姬蒂又回到了圣约翰岛。岛上一年没有见过他的朋友们认为他看起来像一个“幽灵，完完全全是个幽灵”。他悄悄地抱怨说，虽然他想去游泳，但现在连圣约翰岛周围常年温暖的海水也让他感到寒冷。于是，他更多地在海滩上散步，他对遇到的每个人都彬彬有礼，极富耐心，哪怕是陌生的路人。得知西丝·芙兰克的丈夫卡尔刚刚经历了一次心脏大手术，奥本海默去看望了他。芙兰克回忆道：“奥比对他太好了，想帮他从这可怕的创伤中恢复过来。”
奥本海默那时吃的是流食，辅以蛋白粉。他对西丝·芙兰克说：“你都不知道如果我能吃下那个鸡肉沙拉三明治，我会拿什么跟你交换。”伊姆和因加·希利维尔塔请奥本海默到他们的新家吃饭，他吃不下羊排，只喝了一杯牛奶。因加说：“我真替他难过。”
差不多5周后，奥本海默和姬蒂在8月下旬回到了普林斯顿。奥本海默感觉好多了，虽然喉咙还在痛，但他认为自己有气力了。他的医生再次检查了他的喉咙，没有发现癌症的迹象。“事实上，他们确信我已经痊愈。”奥本海默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回到普林斯顿才5天，他就飞去伯克利，在那里花了1周时间看望老朋友。9月回到普林斯顿后，他向医生抱怨自己的喉咙一直在痛，“但他们没有搞清楚原因，把我的不适归咎于放疗”。
那年初秋，奥本海默一家不得不搬出他们心爱的奥尔登庄园，为高等研究院的新任院长卡尔·凯森空出住所。奥本海默夫妇决定暂时搬到默瑟街284号的一所房子里，物理学家杨振宁以前住在这里。这所房子已经空了好几年，显得很凄凉。他们的邻居是弗里曼和伊梅·戴森。当年奥本海默任院长时，戴森夫妇的小儿子乔治就是在研究院里长大的，他回忆道：“他（奥本海默）是一个影响力无处不在的人——一个仁慈而神秘的统治者，统治着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但当奥本海默搬到隔壁时，“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他就像一个幽灵，被剥夺了自己的王国，他在隔壁的院子里踱来踱去，非常苍白和消瘦”。
直到10月3日，奥本海默才又去看了医生。奥本海默给他的朋友尼古拉斯·纳博科夫写信说：“癌症加剧，已经扩散到上颚、舌根和左侧耳咽管。”这种情况已经无法手术，所以医生给他开了每周三次的放疗处方，这次用的是电子感应加速器。他写道：“所有人都明白，如果喉咙有溃疡还做放疗肯定不会太舒服。现在还不算糟糕，但我对未来不太有把握。”
他只能无可奈何地面对英年早逝的命运。10月中旬，利连索尔顺道拜访时得知了这个消息。奥本海默曾经明亮的蓝眼睛现在似乎因痛苦而变得模糊不清。后来利连索尔在日记中写道：“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最后一段路，可能没有多长了……姬蒂使劲忍住泪水。”11月，奥本海默给一位朋友写信说：“我现在说话和吃饭都大不如前。”他曾希望在12月去趟巴黎，但他的医生们坚持要他继续定期接受放疗，直到圣诞节。于是，他只能待在家里，与弗朗西斯·弗格森和利连索尔这样的老朋友会面。12月初，他的弟弟弗兰克从科罗拉多州来看望了他。
1966年12月初，奥本海默收到了他以前的学生戴维·玻姆的来信，玻姆先后在巴西和英国度过了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玻姆写信说，他看了基普哈特的戏，还看到一个关于洛斯阿拉莫斯的电视节目，他在里面看到了对奥本海默的采访。玻姆写道：“我感到非常不安，尤其是你声称自己有一种内疚感。我觉得沉浸在这种内疚感中是在浪费你余下的生命。”然后，他向奥本海默提到了让-保罗·萨特的一部戏剧，“在这部戏中，英雄最终通过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摆脱了内疚。依我所见，一个人总为过去的作为感到内疚，除了因为这些作为说明了他曾经是谁，还因为他现在依然如此”。玻姆认为单纯的内疚没有任何意义：“我知道你的处境尤其让人为难。唯有你才能判断自己要对发生的事情负有何等责任……”
奥本海默马上给他回了信：“这部戏和这种说法已经流传很久了。我从未为自己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所作所为表示过后悔；事实上，我在不同场合一再重申我的态度，无论是对是错，我都不后悔。”后来在寄出这封信前，他还删去了一些文字：“对于基普哈特的剧本，我最反感的是他让剧中的我做的那段冗长的、完全即兴的最终陈词，这实际上断言了我有悔意。我的责任感和内疚感一直都只和眼前事有关，这辈子到现在为止，这些已经足以让我无暇旁顾了。”
12月初，《展望》杂志的记者托马斯·B.摩根到高等研究院的办公室采访了他，当时奥本海默很可能想到了他与玻姆的交流。摩根看到他盯着窗外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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