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树林和池塘出神。现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张姬蒂的老照片，照片上的姬蒂优雅地策马越过栅栏。摩根看得出他时日无多：“他变得很虚弱，不再是那个给人留下牛仔天才印象的精瘦男人。他脸上显出深深的皱纹，头发不过是一团白絮。然而，他的优雅依然胜过一切。”当他们的谈话转向哲学话题时，奥本海默强调了“责任”一词，摩根认为他使用这个词时有近乎宗教的意涵，奥本海默同意这个“世俗词语借用了宗教的理念，而不用扯上任何神明。我喜欢在这里用‘伦理’这个词。尽管在我研究原子弹的时候，伦理问题对我就很重要，但如今我面对这些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直截了当。现在，如果不用像‘责任’这样的词，我都不知该如何形容我的人生，这个词与选择、行动及抉择时的纠结有关。我说的不是知识，而是你能力的限制……没有力量，责任就没有意义。或许你的能力就能带来这种力量，知识、财富、空余时间增多都可以让你尽更多责任”。
在这段独白之后，摩根写道：“然后奥本海默摊开手掌，用他那修长的手指示意他接下来的结论也适用于他的听众。他说：‘你和我，我们都不富有。但就责任而言，我们俩目前都有能力帮饥饿之人减轻他们最难挨的痛苦。’”
这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他40年前在科西嘉岛读普鲁斯特时学到的东西：“对自己造成的痛苦漠不关心……是一种可怕而持久的残忍。”奥本海默绝不是漠不关心，他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在生活中给他人造成的痛苦，但他不甘心沉溺于内疚。他愿意承担责任，他从未试图否认自己的责任。但自安全听证会以来，他似乎已经没有能力或动力去对抗那些漠不关心的“残忍”。从这个意义上说，拉比是对的：“他们实现了目标——他们杀死了他。”
1967年1月6日，奥本海默的医生告诉他，事实证明放射治疗对他的癌症无效。第二天，他和姬蒂请了一些朋友过来吃午饭，其中包括利连索尔。他们准备了非常昂贵的鹅肝，作为女主人，姬蒂表现得殷勤周到。利连索尔要离开时，奥本海默一边帮他穿上外套，一边向他吐露了心声：“我不是很开心，昨天医生告诉了我们一个坏消息。”随后姬蒂把利连索尔送到屋外，她突然抽泣起来。那晚利连索尔在日记上写道：“即将到来的死亡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一次的消息似乎格外多余和残酷。至少在我面前，他带着宿命的眼神看待着这一切，似乎是在向内看，呆呆地陷入最终的现实。”
1月10日，奥本海默写信给他在洛斯阿拉莫斯时的朋友詹姆斯·查德威克，他在信中坦承自己“正在与咽喉癌作斗争……但收效甚微”。他又补充道：“这让我想起了埃伦费斯特对吸烟的严厉批评。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幸运的时代，连批评我们的人都充满了爱和光明，不是吗？”
1月底的一天，奥本海默叫来了陪伴他14年的秘书韦尔娜·霍布森，他和蔼地鼓励她离开普林斯顿。霍布森原打算在奥本海默辞任院长后退休，但是她知道奥本海默病重，而姬蒂仍然非常依赖她，因此她决定推迟退休。霍布森说：“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他快不行了，如果我那时不走，就很难再离开姬蒂，可能永远都走不了了。”
1967年2月中旬，奥本海默知道自己生命即将走到终点。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有点儿痛……连听和说都很成问题。”他的医生们认为他无法再接受放疗，于是他们开始了加强的化疗。但他仍住在家里，还传话给一些朋友，表示欢迎他们拜访。尼古拉斯·纳博科夫曾多次来看望奥本海默，他还敦促别的朋友来看他。
2月15日周三，奥本海默竭力支撑着参加了高等研究院的一次委员会会议，挑选来年访问学者的候选人。这也是弗里曼·戴森最后一次见到他。奥本海默依然和别人一样事先做了功课，他通读了几十份申请材料。“他说话非常费力，”戴森后来写道，“但他仍然准确地记住了每个候选人的优缺点。我听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应该同意温斯坦的申请，他很棒。’”
第二天，路易斯·费希尔来了。近些年来，费希尔和奥本海默成了彼此敬重的普通朋友。作为一位游历世界的著名记者，费希尔写过20多本书，其中包括《甘地传》（1950）和《斯大林的生与死》（1953）这样的畅销书。奥本海默特别喜欢他1964年出版的列宁传记。姬蒂鼓动费希尔从他正在写的书中拿出一些章节给奥本海默读，借此转移他的注意力。
但是，当费希尔按响奥本海默家的门铃后，他等了几分钟都没有什么动静，就在他已经放弃，转身走开的时候，他听到楼上有人敲窗户，他抬头看见奥本海默在示意他回来。过了一会儿，奥本海默打开了前门，他已经近乎失聪，所以没有听到门铃响。奥本海默动作笨拙地帮费希尔脱下外套，然后这两位朋友面对面坐在一张空桌子旁。费希尔说，他最近和托妮交流过，她正在用自己所学的俄语为乔治·凯南做一些研究工作。当奥本海默试着说话时，“他的话音含糊不清，我觉着五个词里我能听清一个”。但他还是尽力说清了姬蒂正在打盹，因为她晚上睡得不好，而且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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