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委员会会议室里，奥本海默召集了总顾问委员会的第十八次会议（自1947年1月以来）。在接下来的3天里，伊西多·拉比、恩里科·费米、詹姆斯·科南特、奥利弗·巴克利（贝尔电话实验室总裁）、李·杜布里奇、哈特利·罗（联合果品公司董事）和西里尔·史密斯将听取专家证人的证词，包括乔治·凯南和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等人，并且详细讨论超级炸弹的利弊。原子能委员会委员刘易斯·斯特劳斯、戈登·迪安和戴维·利连索尔也出席了总顾问委员会的几次讨论。在场的人都明白，为了回应苏联的核进展，杜鲁门政府必须拿出强硬的具体行动。利连索尔在会议前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只能用‘垂涎三尺’和‘嗜血’来形容”欧内斯特·劳伦斯和其他超级炸弹的拥护者，这些人认为“无须再三考虑”。就在总顾问委员会会议正式召开之前，奥本海默拿出了一封来自化学家格伦·西博格的信，他是唯一缺席会议的总顾问委员会成员。1954年，奥本海默的批评者表示奥本海默并不认同西博格的观点，但总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西里尔·史密斯记得奥本海默在会议开始前把这些信件展示给了所有人。虽然有些不情愿，但是西博格还是倾向于美国必须发展氢弹。他写道：“尽管我对我们国家可能要花如此大的力量研制氢弹感到遗憾，但是我必须承认我无法确定我们不应如此……除非我能听到更有力的证据，否则我没有十足的信心反对这一项目。”
奥本海默特意在所有人发言之后才发表自己的看法。杜布里奇回忆说：“他从来不透露自己的看法。我们围着桌子轮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人人都持否定意见。”利连索尔听到“面如死灰”的科南特喃喃地说：“我们已经造了一个科学怪人。”他的意思是如果重蹈覆辙简直就是丧心病狂。拉比后来回忆说，在整个周末的讨论中，“奥本海默都唯科南特马首是瞻”。根据戈登·迪安的说法：“他们对可能引发的道德伦理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利连索尔在周六晚上的日记中写道，科南特“出于道德原因坚决反对（氢弹）”。奥利弗·巴克利提出，从道德层面看，原子弹和超级炸弹不相上下。利连索尔写道：“科南特不同意，他认为道德后果也是分等级的。”斯特劳斯指出，最终决定权在华盛顿，而不是民众投票，科南特回应道：“但这一决定能否贯彻取决于全体国民对这个道德问题的看法。”科南特甚至问：“这件事能解除保密吗？比如，公布正在审议的事情……”
拉比极富预见性地指出，华盛顿无疑会决定推进这个项目，剩下唯一的问题是“谁愿意加入这个项目”。在周六一整天的会议中，费米一开始建议“必须对它进行探索和试验”，但探索超级炸弹的可行性“并不意味着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即它是否应该被使用”。利连索尔已经有了结论：超级炸弹“不会促进共同防御，而且它可能还会伤害我们，因为它会使其他实现和平的道路前景更加黯淡”。
周日早上，在场的8位总顾问委员会成员达成共识：基于科学、技术和道德考量，他们将反对研制超级炸弹的应急计划。拉比和费米称这种武器“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一件坏事”，他们不仅表示了反对，还提议美国“邀请世界各国与我们一道做出庄严承诺”，不制造这种武器。奥本海默曾考虑过委员会集体签署这项“拉比-费米倡议”，但最终他和总顾问委员会多数成员的建议是反对应急的氢弹制造计划，理由是这种武器既不是必要的威慑手段，也不利于美国的安全。
虽然奥本海默还务实地提到了“超级炸弹与裂变式核弹的费用比较”，但委员会的报告明确指出，绝不能再在道德真空中进行核武器的决策。尽管成员们确信，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来看，最多只有50%的可能性制造出这样的武器，但是他们仍然提前阐明了为什么制造氢弹的应急计划会破坏美国的安全。
根据他们的共识，只在技术和政治层面考虑这个问题，不仅是不负责任的，而且还属于玩忽职守。毕竟，他们曾是曼哈顿计划的重要参与者，曾为制造原子弹贡献了所需的科学才智。出于爱国热情，他们才承担了这项任务。领导他们的是一个一心要在战争中使用这种新型武器的政府。奥本海默曾极力压制像利奥·西拉德和罗伯特·威尔逊这样的科学家，因为他们在道义上反对对日本使用核武器。但这些争论是在二战时全面战争的背景下发生的，当时原子弹还是一种新生事物，他们在相关国家政策方面毫无经验。
然而，1949年的情况完全不同。美国没有处于战争状态，随着苏联成功制造出核弹，核军备竞赛出现了危险的转折。而总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们是美国掌握信息最全面、经验最丰富的原子科学家，他们一致认为，讨论这种可以毁灭地球生灵的武器时必须结合军事政策，而道德考量与技术评估同样重要。
奥本海默写道：“使用这种武器将殃及无数人的生命，它不是一种专门用来摧毁军事或半军事设施的武器。因此，使用它会远比使用原子弹造成更多的平民伤亡。”
奥本海默担心超级炸弹的威力过于巨大，或者换句话说，任何军事目标与热核反应炸弹相比都显得“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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