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谨和清晰，甚至都没人敢问一个问题。”
1949—1950年，凯南和奥本海默在彼此尊重和相互学习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亲密的友谊。奥本海默曾邀请凯南到普林斯顿参加一个关于核武器的机密研讨会，凯南还就是否准许英国和加拿大获得铀的问题与奥本海默进行过长时间的交流。“他让整个会议保持了很高的水准，”凯南回忆这些会议时说，“他是一个思维敏捷准确、有真知灼见的人。（在这些会议上）没人想为琐事分心，他们只想尽其所能地发挥自己的才智。”
在争论超级炸弹的过程中，凯南于1949年11月16日再次来到普林斯顿，他和奥本海默深入讨论了“核问题的现状”。奥本海默觉得他的这次来访“鼓舞人心”，他认为凯南的观点既“不教条”又“富有同情心”。当时，凯南建议，作为对苏联原子弹的回应，总统可以提议暂停制造超级炸弹。奥本海默第二天写信给凯南：“在我看来，你提出了一个明智的建议……”但他警告凯南，在“目前的舆论氛围”中，华盛顿的许多人可并不这么认为，他们的国防观念“已经变得僵化、绝对化”。他还警告凯南：“我们必须准备好迎战那些认为你的提议太危险的人。”这一提醒足以说明奥本海默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了。
收到这样的告诫后，凯南坐下来试着起草了一份有可能被总统发表的声明，声明中宣布了“目前”不制造氢弹的决定。针对为什么不应继续开发具有“无限破坏力”的武器，凯南用雄辩的语言总结了三个简明扼要的理由，它们充分体现了总顾问委员会对该问题的分析。首先，“这种武器不可能纯粹用于军事目标”；其次，“没有绝对安全这回事”，而且本国目前的核武库已足以对任何形式的袭击产生威慑作用；最后，“如果我们走上这样的道路肯定也无法阻止别人追随模仿”。而且还会适得其反，制造超级炸弹势必会激发别的国家纷纷效仿。
这份讲稿未被总统采纳，但在接下来的6周里，凯南将这些想法充实成了一份80页的正式报告，报告重新审视了整个核武器问题。他让奥本海默看了报告初稿，奥本海默认为它“非常令人钦佩”。作为一篇颇有预见性的报告，它虽然不像1947年他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那篇提出遏制政策的文章一样广为人知，但它是冷战初期一份具有开创意义的文件。凯南自己后来也说过：“在我起草的所有政府文件中，它即使不是最重要的那份文件，也是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凯南知道它会引起很大的争议，于是他在1950年1月20日把它作为一篇“个人论文”寄给了艾奇逊。
这份名为“国际原子能管制备忘录”的文件挑战了杜鲁门政府对超级炸弹和苏联立场的基本假设。凯南采用了奥本海默的观点，他认为超级炸弹之所以危险，正是因为它被误认为是解决苏联威胁的廉价的灵丹妙药。为了呼应奥本海默的观点，他写道，针对苏联已经拥有核弹的事实，“军方”牢牢抓住了超级炸弹这个对策，“我担心的是，原子弹能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不仅充满了不确定，还极为危险……对于深刻的人类问题，采用这种简单的解决方案会阻碍我们去了解那些与公正透明的政策有关的重要议题，而且它会将我们带向滥用和消耗国力的道路”。
凯南恳请艾奇逊不要支持制造更可怕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超级炸弹，除非能像奥本海默之前建议的那样，首先与苏联就全面的军备控制政策进行谈判。凯南认为美国不应该把核武器作为国防的核心，相反，美国官员应该向苏联明确表示，核武器“并非必要的基本军事部署，它是我们为防止敌人使用而被迫装备的武器”。他写道，少量这样的武器就足以阻止苏联对西方使用核弹。
到此为止，凯南的备忘录都遵循着总顾问委员会在1949年10月30日提出的那些建议，但凯南还采纳了奥本海默最近的一个想法：华盛顿不应依赖庞大的核武器储备，而应大幅增加常规武器，特别是在西欧。他说，苏联人必须明白，西方会在西欧部署充足的军队和常规武器以阻止任何可能的入侵。有了这样的常规威慑，华盛顿就可以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他认为，美国“应尽快从国家军备中消除核武器，而不是继续坚持颠覆苏联的制度”。
凯南认为斯大林的统治应该受到谴责，但他并不认为斯大林会不计后果。毫无疑问，斯大林一心想要捍卫苏联，但这不意味着他打算发动一场对西方盟国的侵略战争，因为这场战争势必会威胁到苏联的政权稳定。斯大林明白与西方的战争很可能导致苏联的毁灭。凯南后来说：“我坚信他们已经身陷战争泥潭。斯大林再也不想要另一场大规模战争了。”
简而言之，凯南认为，1945—1949年，阻止苏联入侵西欧的不是美国的核垄断，而是强有力的战略部署。现在苏联人已经拥有自己的原子弹，凯南认为美国卷入一场不断升级的核军备竞赛并无意义。和奥本海默一样，他认为原子弹本质上是一种自杀式武器，因此它不仅在军事上毫无用处，而且非常危险。此外，凯南相信，在政治和经济上，苏联都是斗争中较弱的一方，从长远来看，美国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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