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地利用我们对国际冲突的威慑力量”来拖垮苏联。
凯南这份长达80页的“个人论文”很有可能是与奥本海默共同撰写的，因为其中反映了后者的许多观点。事实上，在奥本海默和凯南看来，政府对这份文件的态度就像度数骤降的气压计，预示着猛烈的政治风暴即将到来。国务院内部在传阅凯南的备忘录，所有读过的人私下都明确地拒绝了他的提议。一天，艾奇逊把凯南叫到办公室说：“凯南，如果在这件事上你坚持自己的观点，你就应该从外交部辞职，你可以像个僧侣那样，端着一个锡杯站在街角说‘末日将近’。”
艾奇逊甚至懒得把这份文件拿给杜鲁门总统。那时，奥本海默已经充分意识到政治风向变了。爱德华·泰勒赢得了胜利。即便如此，奥本海默仍寄希望于热核装置的技术难题会让这个计划搁浅。据称，他曾说：“让泰勒和惠勒去干吧，让他们摔个灰头土脸吧。”1950年1月29日，他在纽约举行的美国物理学会会议上偶遇泰勒，奥本海默承认他认为杜鲁门会否决他对超级炸弹的提议。泰勒问他，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是否会回到洛斯阿拉莫斯研制超级炸弹。“当然不会！”奥本海默厉声回答。
1天后，在华盛顿参加总顾问委员会会议时，奥本海默决定顺道参加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一次特别会议，参议员布赖恩·麦克马洪为了讨论超级炸弹的相关事项召集了此次会议。奥本海默知道麦克马洪正在积极游说总统批准一项超级炸弹应急计划，他也知道自己的观点不受欢迎，但他还是来到了会场，奥本海默对麦克马洪和其他议员说：“对于你们所认为的那些我们不得要领的地方，如果我没能当面让你们提出异议和疑问，那我就是懦夫。”他看上去既彬彬有礼又有些听天由命，当被问到如果苏联有了超级炸弹而美国没有会发生什么时，他回答说：“如果苏联人有这种武器，而我们没有，我们的境况会很糟糕。如果苏联人和我们都有这种武器，我们的处境仍然会很糟糕。”他解释说，重点是“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等于让他们更快、更坚定地研发超级炸弹”。当一位国会议员问他，一场使用氢弹的战争是否会使地球不再适合人类居住时，奥本海默插话说：“你是说像瘟疫一样吗？”实际上，他说自己更担心人类的“道德存亡”。在阐述自己的立场时，奥本海默尽量以理服人，虽然现场没有人质疑他的逻辑，但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其实未能改变任何人的想法。
第二天，1950年1月31日，利连索尔、艾奇逊和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从旧国务院大楼来到街对面的白宫，他们要与总统开会讨论超级炸弹。利连索尔仍然强烈反对制造氢弹的应急计划。虽然私下里艾奇逊同意利连索尔的许多反对意见，但他认为，国内的政治因素将迫使杜鲁门推进一项应急计划，“美国人民根本不会容许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采取拖延政策”。约翰逊也表示同意，并告诉利连索尔：“我们必须保护总统。”事已至此，国内政治轻而易举地就让那些真正关乎国家安全的问题变得无关紧要。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同意让利连索尔陈述自己的观点。然而，当他们刚进总统办公室，利连索尔正要开始他的报告时，杜鲁门就打断他，问道：“苏联人能做到吗？”在大家纷纷点头时，杜鲁门说：“那样的话，我们就别无选择了。我们就这么办吧。”利连索尔在日记中写道，杜鲁门“在我们进门之前就已经打定主意”。几个月前，利连索尔警告杜鲁门，国会中的煽动分子会迫使他在超级炸弹上采取行动。杜鲁门说：“我不会那么轻易受别人的影响。”走出白宫时，利连索尔看了看手表。这位自称不会轻易受人影响的总统只给了他7分钟。利连索尔写道，这就像对着“一辆压路机说‘不’”。
当天晚上，杜鲁门总统发表了一个早有准备的广播讲话，宣布了一项旨在确认“热核武器技术可行性”的计划。与此同时，他下令对国家的战略计划进行全面的重新审核。由此产生了一份绝密的政策文件——NSC-68，该文件的主要撰写者是凯南的继任者、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保罗·尼采。尼采主张建立庞大的核武库，他把苏联描绘成一心想征服世界的国家。他呼吁“快速并持续地增强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1950年4月，NSC-68文件被提交给政府，其中特别驳斥了凯南提出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的核武库将成为美国国防战略的基础。为此，杜鲁门批准了一项旨在大幅提高美国制造各类核弹头能力的工业计划。
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的核武器储备将从约300枚弹头跃升至近1.8万件核武器。在接下来的50年里，美国将制造超过7万件核武器，并在核武器项目上花费惊人的5.5万亿美元。无论从现在还是当时来看，制造氢弹的决定显然是冷战中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的一个转折点。和奥本海默一样，凯南对此“深恶痛绝”。伊西多·拉比也极为愤怒，他说：“我永远不会原谅杜鲁门。”
在与杜鲁门简短会面之后，戴维·利连索尔告诉奥本海默，总统还要求所有参与此事的科学家不要公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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