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年确实提到了弗兰克，兰斯代尔和康索丁也因此相信希瓦利埃联系过弗兰克，但格罗夫斯本人对这一点十分怀疑。格罗夫斯对弗兰克在该事件中的角色一直都感到困惑。直到1968年，他才向一位历史学家坦言：“当然，我不确定奥本海默究竟想保护的是谁。如今我猜很可能是他弟弟，他不希望自己的弟弟被牵扯进来。”
格罗夫斯似乎对两件事深信不疑：第一，希瓦利埃是代表埃尔滕顿去找奥本海默的；第二，奥本海默在1943年所说的话是为了向格罗夫斯表明，弗兰克及时向奥本海默报告了希瓦利埃的不当言行。更详尽的信息都湮没在历史中了。毕竟，格罗夫斯自己也说过：“我一直无法确定他（奥本海默）对我都说了什么。”在之前的一封信中，他还写道：“很难说奥本海默兄弟在此事中牵涉有多深。”至于为什么兰斯代尔和康索丁认为希瓦利埃联系的是弗兰克，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格罗夫斯把自己和奥本海默的谈话告诉了他们，却没有说清楚他对弗兰克的参与只是一种怀疑。
综合所有的问讯记录和档案文件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在“希瓦利埃事件”中，弗兰克不是埃尔滕顿或希瓦利埃的中间人。从1946年希瓦利埃和埃尔滕顿同时接受联邦调查局问讯的记录，到芭芭拉·希瓦利埃未出版的回忆录、姬蒂对韦尔娜·霍布森所述的回忆、1954年1月初弗兰克给联邦调查局的声明，再到1946年奥本海默给联邦调查局的声明和他在听证会的总结陈词，上述所有记录都证明与奥本海默接触的人是希瓦利埃。
然而，由于格罗夫斯相信了奥本海默的“故事”，又承诺不报告联邦调查局，他现在的处境很不利。历史学家格雷格·赫尔肯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即斯特劳斯和胡佛都认为，他们可以利用格罗夫斯涉嫌“隐瞒真相”这一事实向这位将军施加压力，要求他在即将举行的安全听证会上指证奥本海默。胡佛的得力助手艾伦·贝尔蒙特在给他上司的信中曾含蓄地暗示：“很明显，格罗夫斯企图向联邦调查局隐瞒和掩盖涉嫌间谍阴谋活动的重要信息。即使现在，格罗夫斯在面对联邦调查局和交代情况时仍显得有所保留。”
尽管联邦调查局的发现让格罗夫斯有些尴尬，但对于他曾承诺奥本海默不向联邦调查局透露弗兰克的名字，他并未感到有什么不妥。而且，他依然在为这个承诺辩护，“将军说，他并不认为现在接受联邦调查局探员询问违背了他对奥本海默的承诺，因为当局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他说，他希望这一点能记录在案，否则奥本海默的朋友如果有朝一日看到这份文件会认为‘我终究还是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但凡格罗夫斯真的怀疑过奥本海默是在保护一名间谍，他肯定早就去找联邦调查局了。显然，他从未怀疑过奥本海默的忠诚。
当然，斯特劳斯可不这么看。他对那些本可以证明奥本海默无罪的证据置之不理。相反，斯特劳斯继续抓住格罗夫斯不放，并请他2月来华盛顿再进行一次面谈。到那时，格罗夫斯明白他将被迫指证奥本海默，如果拒绝的话，他可能会被指控包庇。
出人意料的是，罗布没有跟进格罗夫斯对弗兰克的猜测，这无疑是因为那样做会把奥本海默描绘成一个替弟弟背黑锅的人。罗布也没有向听证委员会或奥本海默的律师透露过，格罗夫斯曾承诺不向联邦调查局泄露弗兰克的名字，这样做也会转移人们对奥本海默的注意力。这件事在联邦调查局的文件中保密了25年。在罗布的盘问下，格罗夫斯明确表示，尽管他仍然认为1943年给奥本海默安全许可在当时是正确的决定，但在今天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当罗布直截了当地问他：“在今时今日，你还会给奥本海默博士安全许可吗？”格罗夫斯显得有些犹豫不决，他说：“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解释一下《原子能法》的要求。”他说，从字面上看，《原子能法》规定原子能委员会必须确保有权访问保密数据的人“不会危及基本的防务和安全”。格罗夫斯认为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他说：“这不是证明一个人现在是不是危险分子的问题，而是要考虑他是否会带来危险……”基于上述理由，再考虑到奥本海默过去与共产党的联系，“如果我是委员会的成员，根据所述理由，在今时今日，我不会批准奥本海默博士的安全许可”。这正是罗布想要或需要这位将军说的话。为什么格罗夫斯背叛了他之前如此坚决捍卫的人？斯特劳斯对此心知肚明。他以一种不那么含蓄的方式向这位将军明确表示，如果格罗夫斯不合作，他保证将会有严重的后果。
第二天，即4月16日周五，罗布继续对奥本海默进行交叉询问。罗布盘问了他与瑟伯尔夫妇、戴维·玻姆和约瑟夫·温伯格的关系，当天晚些时候，他还抽时间询问了这位物理学家反对发展氢弹的问题。经过将近整整五天的紧张审讯，奥本海默一定已经身心俱疲，但就在这一天，最后一次坐在证人席上的他依然表现出了自己的机智犀利。由于有过被伏击的经验，再加上对氢弹问题了然于胸，奥本海默在应付罗布的提问时表现得更加老练。
罗布问：“1950年1月总统做出决定之后，你是否曾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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