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那帮人真是越来越锱铢必较。他们竟然追溯到二战以前，恨不得把奥本海默的过去翻个底朝天，他们无非就是想知道他在1939年或1940年都跟谁说过话或见过面，这样处心积虑地支持麦卡锡和助长政治迫害简直无人能出其右……”然而，像沃尔特·温切尔这样的保守派评论员则对这件事大做文章。就在两天前，温切尔在他的周日电视节目中宣布，参议员麦卡锡很快就会透露“一位重要的原子能专家曾呼吁不要制造氢弹”。温切尔声称，这位著名的核科学家一直是“活跃的共产党员”，他“领导了一个由著名原子科学家组成的共产党小组”。
听证委员会主席格雷对赖斯顿的报道大为光火，他对加里森说：“你竟然说你们昨天迟到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加里森解释说，赖斯顿早在1月中旬就知道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被暂停了。但是格雷没有理会这一事实，而是质问加里森何时把原子能委员会指控信的复印件交给了记者。奥本海默打断他说：“据我所知，这些文件是我的律师周五晚上交给赖斯顿先生的……”奥本海默的话无异于火上浇油，格雷更加愤怒地问道：“所以昨天早上你们在这里声明自己一直在‘防患于未然’时，这些文件……已经在《纽约时报》手里了？”
“确实如此。”奥本海默回答说。
格雷显然对奥本海默和他的律师都很恼火，他把泄密责任统统归咎于他们，他始终不知道刘易斯·斯特劳斯才是罪魁祸首。这位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一直都知道赖斯顿给奥本海默打电话的事情，是斯特劳斯而非加里森给《纽约时报》的报道开了绿灯。由于担心麦卡锡先公布消息，斯特劳斯盘算着是时候将案情公之于众了，而且还能把泄密的责任推到奥本海默的律师身上。艾森豪威尔的新闻发言人詹姆斯·C.哈格蒂也对此表示同意。于是，4月9日，斯特劳斯打电话给《纽约时报》的出版人阿瑟·海斯·苏兹伯格，解除了他们之前达成的保密协议。
那时斯特劳斯还担心整个案件有陷入“舆论审判”的危险，拖延听证会将对奥本海默有利。他估计拖得越久，奥本海默的盟友就越有时间来“鼓动”科学界，所以必须速战速决。在那周晚些时候，他给罗布写信敦促他速战速决。
几天前，亚伯拉罕·派斯在普林斯顿得知《纽约时报》即将报道此事，他知道记者们会缠着爱因斯坦发表评论，于是开车去了这位物理学家位于默瑟街的家。当派斯解释完他的来意后，爱因斯坦哈哈大笑，然后说：“奥本海默的问题在于，他爱上了一个不爱他的女人——美国政府……问题其实很简单，奥本海默只需去华盛顿告诉官员们，他们都是傻瓜，然后就可以回家了。”或许私下里派斯也认同爱因斯坦的说法，但是他觉得这无法作为给媒体的声明。因此，他还是说服爱因斯坦起草了一份支持奥本海默的简短声明：“我钦佩他，不仅因为他是一名科学家，还因为他一个伟大的人。”派斯还让爱因斯坦通过电话向美国合众社的一名记者宣读了这份声明。
4月14日周三，在听证会第三天的早上，奥本海默在证人席上首先回答了加里森提出的关于他弟弟弗兰克的问题。奥本海默的指控信中有这样的表述：“哈康·希瓦利埃随即就此事直接或通过你弟弟弗兰克·奥本海默与你联系过。”这一说法让奥本海默十分担忧，所以当加里森问他“希瓦利埃事件”是否牵扯到弗兰克时，他回答说：“对于这一点，我非常确定。我记得很清楚，肯定不会有错。他跟这事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可以这么说，通过弗兰克完全没有意义，毕竟希瓦利埃是我的朋友。我并不是说我弟弟不认识他，只是通过他未免也太绕弯子、太不合常理了。”这一解释完全合情合理，但斯特劳斯、罗布和尼科尔斯认为他是在说谎，而且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他们一直坚称奥本海默对听证委员会撒了谎。
加里森对奥本海默的直接询问始终都在重申奥本海默对原子能委员会指控信的回应。奥本海默和他的律师都认为一切进展顺利，但是罗布的交叉询问动摇了他们的信心，很明显他蓄谋已久。罗布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研究联邦调查局的文件，属于有备而来。他后来说：“有人告诉我，盘问奥本海默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他反应又快又狡猾。于是我说：‘也许吧，但他还从来没有被我盘问过。’不管怎样，我坐下来仔细琢磨了我该如何交叉询问，包括提问的后果，以及如何引用联邦调查局的报告等。我的想法是，如果能在一开始就撼动奥本海默，他之后会更容易开口。”
4月14日周三，这也许是奥本海默一生中最屈辱的一天。罗布对他进行了连续不断又极为严苛的盘问。奥本海默从未经历过这种拷问，也毫无准备。罗布首先引导奥本海默承认他与共产党过从甚密“和他参与秘密战时项目相矛盾”，接着提到了几位之前曾是共产党员的人，罗布问像这样的人从事秘密战时项目是否合适？
奥本海默问：“你是说现在，还是当时？”
罗布说：“我们先谈现在，然后再说当时。”
奥本海默回答：“我认为这要考虑到这个人的品格，还有他是否彻底脱离了共产党，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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