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初步的、持续的战略进攻时必然要动用核武器。”当然，简而言之，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战争计划就是在一次种族灭绝式的空袭中将数十座苏联城市夷为平地。
奥本海默接着说，原子弹“是人们心中唯一能避免一场欧洲大战变成另一次大规模朝鲜战争的武器，只有这样，战事才不至于连绵不绝、令人苦不堪言”。然而，欧洲人“对这些武器的性质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要用多少这样的武器，以及它们会被如何使用，又有什么后果”。
他指责道，核领域的保密政策导致社会上充斥着谣言、臆测和蒙昧无知。“如果出于保密和担心，只有少数人知道（那些重要事实），我们就无法应对得当。”前总统杜鲁门当时对苏联正在发展的核武库可能危及美国本土的说法嗤之以鼻。奥本海默尖锐地指出：“美国前总统在听取了有关苏联核实力的简报后，竟然公开质疑从这些证据中得出的所有结论，这真令人不安。”奥本海默还嘲笑了“防空司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因为就在几个月前，这位官员还说：“我们的策略是要保护我们的打击力量而不是整个国家，因为后者任务过于艰巨，它会干扰我们的军事报复能力。”奥本海默总结道：“当了解事实的人找不到可以讨论的人，当事实保密到无法集思广益时，才会出现各种愚蠢之举。”
奥本海默总结说，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开诚布公”。华盛顿的官员们必须对美国人民说实话，告诉他们那些敌人已经掌握的关于核军备竞赛的情况。
这是一次相当有见的也极其大胆直白的演讲。奥本海默一再发现他无法直接说出那些最基本的事实，即便如此，他依然像一位先知先觉的婆罗门僧侣一样揭示出了那个最根本的秘密：任何国家都别想指望在真正意义上赢得一场核战争。他说，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能会面对这样一种局面：两个大国都有能力终结对方的文明和性命，但这样做可能会搭上自己的性命”。然后，奥本海默又平静地补充道：“我们就像一只瓶子里的两只蝎子，每只都有能力杀死对方，但这也会赌上自己的性命。”这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比喻，所有听到的人都大吃一惊。
当时，再也不会有比这更具挑衅性的演讲了。毕竟，新政府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公开主张以大规模报复为基础的国防原则。然而，作为原子时代之父，奥本海默却在这里宣称美国国防政策中有一些基本认识纯属愚昧无知；作为美国最著名的核科学家，他呼吁政府公布此前一直严守的核机密并开诚布公地讨论核战争的后果；作为一位广为人知的普通公民，他拥有最高级别的安全许可却斥责国家的战争计划讳莫如深。当奥本海默的言论在华盛顿的国家安全部门传开后，许多人都感到震惊。刘易斯·斯特劳斯更是怒不可遏。
但是，奥本海默的演讲给在场的大多数律师和投资银行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连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读到讲稿时也被其中提到的“开诚布公”所吸引。作为一名退役军官，艾森豪威尔完全理解奥本海默为何将两个大国生动地比喻为“瓶中的两只蝎子”。艾森豪威尔看过裁军问题小组的报告，他认为这份报告考虑周详且非常明智。艾森豪威尔在白宫有一位名叫C.D.杰克逊的得力助手，他也曾是出版商亨利·卢斯的左膀右臂，对核武器疑虑重重的艾森豪威尔曾对杰克逊说：“核武器对那些主动挑衅和发动突袭的人有利，美国永远不会这么做。请容许我指出，在核武器出现之前，我们从未对任何国家有过这种歇斯底里的恐惧。”在执政后期，艾森豪威尔对一群鹰派顾问实在忍无可忍，他尖刻地抨击道：“你们不能发动这样的战争，没有那么多推土机铲走街上的尸体。”
有一段时期，新总统似乎受到了奥本海默的观点的影响。但是，1953年1月，曾为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慷慨解囊的刘易斯·斯特劳斯被任命为总统的原子能顾问。然后，在7月，他被擢升为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这显然与他的慷慨解囊有关。
奥本海默主张公众应该了解美国核武库的性质，核战略问题应该被公开讨论。毫无疑问，斯特劳斯对上述观点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公开透明除了能“让苏联间谍无须再劳神费力”，一无是处。所以，斯特劳斯现在想抓住一切机会让艾森豪威尔对奥本海默产生怀疑。这位总统后来还记得有人在他上任的那个春天告诉他，“奥本海默博士不值得信任”，他认为那个人就是斯特劳斯。
1953年5月25日，斯特劳斯顺道拜访了联邦调查局总部，他与胡佛的助手D.M.拉德进行了交流。斯特劳斯计划在当天下午3点半去见艾森豪威尔。他告诉拉德，奥本海默几天后要向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汇报情况，他“非常担心奥本海默的行动”。而且他刚刚得知，奥本海默1943年聘用了戴维·霍金斯到洛斯阿拉莫斯工作，此人被怀疑是共产党员。此外，斯特劳斯还说，奥本海默宣布他将负担费利克斯·白劳德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薪水。费利克斯·白劳德是才华横溢的年轻数学家，但他父亲碰巧就是美国共产党的前任领导人厄尔·白劳德。斯特劳斯声称，他在检查白劳德在波士顿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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