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时发现了一些问题。他告诉奥本海默，白劳德的任命必须经董事会投票决定。最终董事会以6票反对、5票赞成否决了这一提案，但那时奥本海默已经聘用了费利克斯·白劳德。当斯特劳斯对此提出疑问时，奥本海默声称他早就给斯特劳斯的秘书打过电话，并且告诉她，除非董事会另有意见，否则他将聘用费利克斯·白劳德。斯特劳斯被奥本海默的专横激怒了，他认为奥本海默此举只是为了给美国最出名的共产党员的儿子一个好位子。
最后，斯特劳斯告诉拉德，他怀疑奥本海默在1942年与苏联人有过“接触”——他指的是“希瓦利埃事件”，他还提到了奥本海默“据称延误了氢弹的研制工作”。鉴于这些情况，斯特劳斯问拉德，如果他当天下午向艾森豪威尔汇报奥本海默的背景资料，联邦调查局是否会有任何“反对意见”。拉德马上向斯特劳斯保证，联邦调查局对此没有任何异议。他说，联邦调查局已经将有关奥本海默的所有信息转交给了总检察长、原子能委员会和“其他对此感兴趣的政府机构”。
因此，斯特劳斯破坏奥本海默声誉的活动始于1953年5月25日下午他与总统那次的会面。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说，斯特劳斯“一次又一次找他汇报奥本海默的事情”。在这次会面中，他告诉艾森豪威尔：“奥本海默参与原子能委员会的任何事务都会阻碍自己在该委员会的工作。”
在斯特劳斯与艾森豪威尔会面的前一周，奥本海默给白宫打电话说：“他急需见总统一下，并希望能尽快安排。”两天后，他被领进了总统办公室。在短暂会晤后，艾森豪威尔邀请他5月27日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汇报情况。那天奥本海默还带上了李·杜布里奇，他花了5个小时演讲和回答问题。他提出了“开诚布公”的好处，也许是因为想起了1946年利连索尔领导的小组，他还敦促总统建立一个五人裁军小组。根据C.D.杰克逊的说法，奥本海默“迷住了所有人，只有总统除外”。艾森豪威尔诚恳地感谢了他的汇报，但在奥本海默离开房间时，他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也许艾森豪威尔正在权衡斯特劳斯两天前对他说的话，即如果奥本海默继续担任顾问，他就无法管理原子能委员会。根据杰克逊的说法，艾森豪威尔看到奥本海默“近乎是在对一群人进行催眠”，这让他感觉有点儿不安。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杰克逊，他“不能完全信任”这位物理学家。斯特劳斯的第一次攻击已经初见成效。
斯特劳斯对奥本海默在白宫的活动了如指掌，现在他要开始精心策划一场针对奥本海默的宣传活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亨利·卢斯旗下的《时代》、《生活》和《财富》杂志纷纷发文，猛烈抨击奥本海默及其他科学家干涉国防政策。1953年5月号的《财富》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氢弹背后的斗争：奥本海默博士誓要扭转美国军事战略的故事”的匿名文章。作者指控道，在奥本海默的影响下，“远景计划”（外包给加州理工学院的防空研究）已经变成对“核报复战略是否道德”的质疑。作者援引空军部长芬勒特的话说：“科学家们想要独自解决如此重大的国家议题，这里面的问题很严重，因为他们不用对战争计划执行的成败负任何责任。”读了《财富》杂志的这篇文章后，戴维·利连索尔在日记中称这是“又一篇充满恶意且明显有人授意的攻击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文章”。
正如利连索尔那精辟的总结，这篇文章无非是想揭露奥本海默、利连索尔和科南特怎样阻止了氢弹的发展，而“斯特劳斯等人挽救了局面。从那时起，奥本海默就是一个怀揣阴谋的煽动者，他就是要阻挠空军战略轰炸部队成为我国的防御力量”。但利连索尔并不知道，《财富》杂志那篇文章的作者是该杂志的编辑查尔斯·J.V.墨菲，他是一名空军预备役军官，而且他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合作者——刘易斯·斯特劳斯。
在遭到《财富》杂志攻击后不久，奥本海默、拉比和杜布里奇在华盛顿的宇宙俱乐部见到了C.D.杰克逊，他们一起讨论了这篇文章。随后，杰克逊向卢斯报告说，那三个人对这篇文章“愤怒至极”，他们将其称为“对奥本海默的无端攻击”。他还告诉卢斯，虽然当时他曾为该杂志的诚信和他们争辩过几句，但“我私下里觉得墨菲和詹姆斯·谢普利（《时代》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一直在参与一场毫无根据的反奥本海默运动”。
1953年6月19日，奥本海默关于“开诚布公”的演讲稿经白宫批准后发表在了《外交事务》杂志上。《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报道，报道援引奥本海默的话说，如果做不到“开诚布公”，美国人民将被“说服放弃合理的防御措施”。他说，只有总统“才有足够的权威平息这些围绕核武器战略地位的吵嚷喧嚣，它们几乎全是谎言”。奥本海默竟然直言不讳地用了“谎言”一词。
怒火中烧的斯特劳斯急忙去见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他认为奥本海默的文章“不仅危险，其中的建议更是要命”。但是，他惊讶地得知奥本海默的演讲稿已通过白宫的审核。总统读了奥本海默的文章，他的看法与文中论点基本一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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