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无法接受：这样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的安全档案中竟然有如此多他所谓的污点。当然，斯特劳斯也有和博登同样的疑惑，所以他鼓励博登继续追查。1952年12月，就在博登完成调查报告后一个月，斯特劳斯给他写了一封4页长的信，他在信中概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氢弹被耽搁了整整3年，不仅奥本海默领导的总顾问委员会在超级炸弹上拖了后腿，而且现已查明苏联人还从核间谍活动中获得了帮助。“总而言之，”斯特劳斯对博登说，“我认为，在与苏联的热核武器竞赛中，认定我们占有先机是极不明智的。”毫无疑问，他们俩都认为奥本海默要对这一危险局面负主要责任。
1953年4月下旬，博登来到斯特劳斯的办公室，讨论他们对奥本海默的疑虑。据普丽西拉·麦克米伦说，博登给了斯特劳斯一份神秘文件，“可能是博登对奥本海默疑点的汇总”。这份文件从未公开过，但他们后续的活动表明，在这次会面中他们商定了一项计划——确切地说是一个阴谋——来消除奥本海默的影响力。博登负责干那些苦差事，而斯特劳斯会给他提供所需的材料。
在他们讨论后不到两周，博登就获准从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保管库中借阅奥本海默的安全档案。尽管博登从1953年5月31日起就不在政府任职，但直到8月18日这份文件都一直他在手中。7月16日，斯特劳斯与博登通了电话，当时博登正在纽约州北部一处度假地独自研究这份文件。博登归还这份文件几小时后，斯特劳斯又把这份奥本海默的档案拿到了自己的办公桌上，他保存了将近3个月并于11月4日将其送回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保管库。斯特劳斯归还文件几小时后，原子能委员会的助理安全官布赖恩·F.拉普兰特又借走了该文件，他是斯特劳斯的心腹，直到12月1日他才归还这份文件。
博登、斯特劳斯和拉普兰特轮流借阅奥本海默的档案肯定是商量好的，这不可能是巧合。博登借阅档案是为了撰写一份针对奥本海默的起诉书，显然斯特劳斯不仅对此知情还给予了鼓励。当博登完成他的工作并归还档案后，斯特劳斯取回了它，他可能是为了亲自研究证据，他用完后又命令拉普兰特重新审查档案以便进一步分析。
因此，在1953年4—12月间的7个月里，在威廉·博登的大力帮助下，刘易斯·斯特劳斯完成了他对埃德加·胡佛提到的“大量的准备工作”，他们一致认为要想成功打击奥本海默，这一步必不可少。他们之前阻止参议员麦卡锡对奥本海默下手，就是因为他们知道麦卡锡太不可靠，不会为此做周全的准备。1953年7月，根据原子能委员会律师哈罗德·格林的说法：“斯特劳斯向胡佛保证他会除掉奥本海默。”在这件事上，这位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可谓言出必行。
1953年8月底的一天，奥本海默从巴西回国后打电话给斯特劳斯说，他将于9月1日周二到达华盛顿，他想知道那天上午能否见到斯特劳斯。斯特劳斯说他那天只有下午有空，奥本海默说他下午在白宫有个重要的约会，所以赶不过来。斯特劳斯对此非常警觉，他立即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要求他们在奥本海默访问华盛顿期间对他进行全面监视。一名联邦调查局官员报告说：“鉴于奥本海默的背景，这位海军上将非常急于知道周二下午他在华盛顿时会去哪里，以及会见到谁。”监视行动得到了胡佛的授权，斯特劳斯后来得知奥本海默没有去白宫，他整个下午都和专栏作家马奎斯·蔡尔兹待在斯塔特勒酒店的酒吧里。得知奥本海默没有去见总统，只是在与一位专栏作家应酬，斯特劳斯松了一口气，他写信给胡佛说“他仍然非常担心奥本海默对原子能项目的影响，他会密切关注此事，并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终止原子能委员会与奥本海默的所有联系”。最后这句他还专门画上了重点。
那年初秋，正当斯特劳斯和博登为起诉奥本海默积极准备时，奥本海默写了4篇关于科学的长文。1953年年初，英国广播公司邀请他担任享有盛誉的“里斯讲座”的主讲人，这个系列讲座一共有4场演讲，会向全世界数百万人播出。他和姬蒂计划11月在伦敦待3周，然后12月初去巴黎。这个邀请是一种很高的荣誉，“里斯讲座”之前的主讲人中有伯特兰·罗素，他演讲的主题是“权威与个人”，就在1952年，阿诺德·汤因比刚刚以“世界与西方”为题发表了演讲。
奥本海默为他选定的讲座主题费尽心思，“要讲解原子物理学新进展中那些与人们息息相关、能带来助益和启发的内容”。奥本海默那有意为之的含糊其词可能让英国广播公司的大多数听众都不知所措，一位评论家写道：“他那华丽的辞藻就像一张网，将他的听众们牢牢罩住，但是那种状态更像是恍惚，而不是专注。”他的表现让人觉得高深莫测，奥本海默后来承认：“尽管我费了这么大劲儿，但他们说我讲得实在是晦涩难懂。”
虽然冷战并不是奥本海默演讲的主题，但是在一段题外话中，他简要地谈到了共产主义：“这真是一种残忍又毫无幽默感的双关语，‘共产主义’一词本来体现的是共同体的信念。在其他时代，这个词会让人想起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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