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村庄里的客栈，想起齐心协力的工匠，还有那些安于默默无闻的人。但是，如果彻头彻尾地信奉所有的社群都能统一为一个社群、所有的真理均须是一个真理、所有的体验全应一致、所有的未知都能变成已知、所有可能皆可变为现实，那就会产生恶劣的后果。”
20世纪30年代，奥本海默曾被共产主义的愿景所吸引，但到1953年，他对共产主义的现实已经不抱幻想。和弟弟弗兰克一样，在那些年里，他也被美国共产党宣传的关于社会正义的说辞和愿景所吸引。他曾致力于消除帕萨迪纳公共泳池的种族隔离，也为农场工人争取过更好的工作条件，还组织过教师工会，在这些经历中，他的才华和情感都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如今事过境迁。现在，他呼吁建立另一种“美丽新世界”。他在这一过程中从认识层面重塑了自己年轻时恪守的内心信念和崇尚的价值观。他呼吁建立一个开放的社会，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他担心保密会让美国社会思想僵化，面临危险。这还与他热衷的美国国内的社会正义事业有关，早在广岛核爆炸、洛斯阿拉莫斯核弹项目和“偷袭珍珠港”之前，他就一直为之努力。共产主义在美国的角色已经发生变化，作为一名负责任的美国公民，奥本海默的角色也发生了转变，但是他内心深处的价值观没有丝毫改变。他在“里斯讲座”中讲道：“在开放的社会，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获取知识，可以随时随地、无拘无束地为推动这一进程联合在一起。上述种种或许能让一个巨大复杂、不断增长变化、越来越专业化和专家化的技术世界仍不失为一个人类共有的世界。”
在伦敦时，姬蒂和奥本海默曾与林肯·戈登共进晚餐，他是弗兰克在伦理文化学校的同学，1946年戈登担任伯纳德·巴鲁克的顾问时，奥本海默认识了他。戈登一直记得那天晚餐的谈话，当时奥本海默心情沉重，不断进行着自我反省，当戈登小心翼翼地提到原子弹时，奥本海默详细地谈到了当时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他承认自己支持临时委员会的决定，但他坦言自己“直到今天都不明白为什么还要轰炸长崎”，他说这话时，声音里流露出的不是愤怒或痛苦，而是悲伤。
在伦敦录制完“里斯讲座”后，奥本海默夫妇穿过英吉利海峡来到巴黎。姬蒂打电话到哈康·希瓦利埃位于蒙马特的公寓，结果得知他正在罗马参加一个会议，可能过几天就会回来。于是，奥本海默和姬蒂乘火车去了哥本哈根，他们在玻尔那里待了3天。当他们回到巴黎时，希瓦利埃也回来了，他坚持要他们在最后一晚到他的公寓共进晚餐。这一邀请后来惹出了很大的麻烦。在斯特劳斯的要求下，美国驻巴黎大使馆的安全人员监视了奥本海默在巴黎的行踪，并从他住的酒店拿到了他所有的通话记录。美国驻巴黎大使馆表示：“希瓦利埃的名声很不好，他被怀疑是苏联间谍，法国警方和情报机构的监视名单上也有他的名字。”
到1953年12月7日，希瓦利埃和奥本海默已经3年多没见面了。他们最后一次重聚还是1950年秋在奥尔登庄园，当时希瓦利埃刚与芭芭拉经历了一场痛苦的离婚，他来奥本海默这里寻求慰藉并待了很长时间。从那以后，这两位老友一直保持着友好的通信往来，奥本海默甚至还为他写过一封推荐信，在信中，应希瓦利埃的要求，奥本海默简述了自己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对“埃尔滕顿事件”的解释。虽然这封信没能挽回希瓦利埃在伯克利的工作，但他还是心存感激。1950年11月，希瓦利埃搬到了巴黎，他旅行时持的是法国护照，因为美国国务院拒绝向他颁发美国护照。他在巴黎逐渐有了自己的生活，为联合国做翻译，还写小说。当他和32岁的加州姑娘卡萝尔·兰斯堡结婚时，奥本海默夫妇送给他们一个产自维尔京群岛的红木沙拉碗作为结婚礼物。
此时，奥本海默和希瓦利埃都在期盼着一次愉快的重聚。当天奥本海默和姬蒂来到了希瓦利埃位于塞尼山街19号的公寓，它就在圣心教堂附近。他们钻进了一个破旧的电梯笼上到了公寓4层。希瓦利埃和卡萝尔热情地迎接了他们，很快这两对夫妇就开始在摆满书架的小客厅里推杯换盏。希瓦利埃又做了一顿他拿手的美味佳肴，包括一道盛在红木沙拉碗里的精致沙拉。吃甜点的时候，希瓦利埃开了一瓶香槟，在频频祝酒之后，奥本海默和姬蒂还在香槟酒的软木塞上签了名。
奥本海默看起来很放松，他还讲述了自己与像迪安·艾奇逊这样的华盛顿人物接触时的趣事。他们还聊了几句那年早些时候被处决的罗森堡夫妇，他们两人的罪名是密谋进行核间谍活动。希瓦利埃告诉奥本海默，现在他对自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份翻译工作充满忧虑。希瓦利埃解释说，由于他没有放弃美国公民身份，他可能要被迫接受美国政府的安全许可调查。奥本海默建议他询问一下杰弗里斯·怀曼的建议。怀曼是奥本海默在哈佛大学时的朋友，那一年他在美国驻法国大使馆担任科学专员。
午夜刚过，奥本海默夫妇起身告辞，这时奥本海默突然心情低落地转身对希瓦利埃说：“我可不期待接下来的几个月。”或许他已经预感到自己会有麻烦，即便如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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