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黑奥比”
真是令人作呕，但相对于你在美国的巨大声望，这不过就是吹向直布罗陀海峡的阵风。
——戴维·利连索尔给罗伯特·奥本海默的信，1950年5月10日
奥本海默后来把这段经历称为“我们与超级炸弹兴师动众又徒劳无功的较量”，在这之后，他灰心丧气地退隐到了普林斯顿。那年春天，乔治·凯南写信给他说：“你可能还不知道，在我心中你代表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关于超级炸弹的论战让这两位令人钦佩的智者成为盟友，无论出于个人天性还是情感，他们都要抵制基于核威胁的国防战略。
“当我回想起那些日子，”凯南回忆道，“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对信息公开的坚持。”奥本海默认为隐瞒涉及核弹的信息会更容易引起误解。凯南在回顾奥本海默的观点时说：“你必须与他们（苏联人）尽可能开诚布公地讨论世界的未来及核武器的使用。”凯南同意奥本海默的观点，他也认为核武器本质上是邪恶的，它会导致种族灭绝，他说：“当时人们就应该看到这是一种无人能从中获益的武器……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想通过发展这些武器来获得理想的结果很荒唐。”
对凯南个人而言，他对奥本海默一直心存感激，因为是奥本海默把他带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让他以杰出的学者和历史学家的身份开启了新的职业生涯。“多亏了你的信任和鼓励，我才有机会从中年开始尽我所能地做学问。我要感谢你对我个人的恩惠。”然而，研究院对凯南的任用饱受争议，一些人质疑这位职业外交官员的资历，他没有发表过任何学术研究成果。约翰·冯·诺依曼投票反对这一任命，并写信给奥本海默说，凯南“到目前为止还不算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尚未完成过任何“特别出众”的学术研究。奥斯瓦尔德·维布伦一如既往地带领研究院大部分的常驻数学家表示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凯南只是奥本海默的政治盟友，而不是一位学者。“他们憎恨凯南，”弗里曼·戴森回忆道，“并以此借机攻击奥本海默。”但奥本海默非常欣赏凯南的才华，他在董事会促成了这一任命，并承诺用院长基金来支付凯南1.5万美元的津贴。
凯南在普林斯顿待了18个月，直到1952年春，杜鲁门和艾奇逊迫使他出任美国驻苏联大使，他才无奈地离开了普林斯顿。但不到6个月，他就写信给奥本海默说，他认为自己在莫斯科的任期可能不会太久，果不其然，没过10天他就被免去了大使职务，起因是他告诉一名记者，在苏联的生活让他想起了在纳粹德国的日子。不出所料，苏联政府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后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赢得了总统大选，对这些上台时就宣扬“推回战略”的共和党人来说，作为“遏制战略”的提出者，凯南已经毫无用处。1953年3月，凯南在给奥本海默的信中说，他刚刚见到了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杜勒斯说“据他所知，目前在政府中没有适合我的‘位子’……好像‘遏制战略’成了我的污点”。因此，凯南决定提前退休并立即搬回到普林斯顿——这座奥本海默掌管的“学者庇护所”。20世纪60年代初，凯南曾担任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除了这段稍长的任期，凯南的余生都在普林斯顿度过。他是奥本海默的邻居和忠实的朋友，在他看来，奥本海默创造了一处“能让思维活动进入化境的所在，那是一种优雅、宽松又极其严谨和严肃的思考状态”。
对于冷战时期的军备扩张，奥本海默反对的不只是研制氢弹。到1949年，他对于在可预见的未来推进核裁军已经不抱希望，但他仍相信玻尔对开放世界的愿景是有核时代人类的唯一希望。但是，冷战初期的事态发展已清楚表明，联合国控制核武器的谈判已陷入僵局。不过，面对政府和公众日益高涨的核热情，奥本海默想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泼点儿冷水。那年夏天，媒体援引他的话说：“让飞机和战舰用上核能简直是一派胡言。”在总顾问委员会内部，奥本海默和其他科学家批评了空军的列克星敦计划，这是一个开发核动力轰炸机的计划。他还谈到了民用核电站固有的潜在危险。对那些国防部门或能源行业中支持发展核能技术的人来说，奥本海默的这些言论都会让他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事实上，在总顾问委员会与军方高层打交道的过程中，军方的核武器计划让所有委员都越来越不安。李·杜布里奇回忆道：“我知道，对于苏联境内的轰炸目标，以及摧毁其重要工业中心所需的核弹数量，人们有过很多讨论……当时，我们认为50枚核弹差不多就能让苏联的重要设施化为乌有。”杜布里奇一直认为这个估计很准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五角大楼的代表们不断找借口来推高这个数字。杜布里奇回忆说：“过去我们有时会把这个当作笑谈，他们在未来一两年能搞到多少核弹就能找到多少轰炸目标。他们会根据生产目标调整轰炸目标。”
奥本海默在总顾问委员会的会议发言通常都很客观，堪称无懈可击，他很少流露出自己情绪。但是有一次例外，海军中将海曼·里科弗告诉委员会海军正急于发展核动力潜艇，里科弗抱怨原子能委员会在反应堆开发上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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