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人盯上了奥本海默，我们必须了解此事并有所准备。”杜布里奇对此大为震惊，他天真地认为大家仍然把奥本海默视为国家英雄。
与此同时，奥本海默还在与麦乔治·邦迪合作，为国务院裁军小组起草最终报告。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之际，这份文件被转交给了即将离任的国务卿艾奇逊。当时，这肯定是一份高度机密的文件，只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少数官员中传阅。如果1953年它就被公之于众，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尽管邦迪撰写了报告，但其中许多想法都来自奥本海默：核武器很快就会威胁到所有文明。在几年内，苏联就可能拥有1 000枚原子弹，而“再过几年就可能达到5 000枚”。这等于拥有了“毁灭一个文明及其庞大人口的威力”。
邦迪和奥本海默承认，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核僵局”可能演变成一种“奇特的稳态”，在这种稳定状态中，双方都将避免使用这些自杀式武器。即便如此，“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也不会非常平静，为了维护和平，政治家们必须避免轻举妄动，不只是一次如此，而是要一直如此”。他们的结论是：“如果不能以某种方式缓和核武器竞赛，我们整个社会将在有史以来最严峻的危机中越陷越深。”
面对这样的危险，奥本海默的小组成员提倡“开诚布公”的理念。过度保密的政策使美国人沾沾自喜，对核危机一无所知。为了纠偏，新一届政府“应该宣传核危机的理念……”。令人惊讶的是，小组成员甚至建议向公众披露“核弹的生产速度及其影响”，“应该让大家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超过一定限度之后，我们就不能再仅仅通过‘领先于苏联人’来抵御苏联的威胁”。
“开诚布公”的理念直接受到尼尔斯·玻尔的启发，他一直坚持认为安全与“开放”密不可分。在这一点上，奥本海默仍然是玻尔的传道者。不过，他已经不再相信长期僵持的联合国裁军谈判。他希望新政府能看到，“开诚布公”的态度既能提醒美国人民依赖核武器的危险，又能向苏联发出信号，表明美国无意使用这些武器先发制人。此外，裁军问题小组还敦促与苏联进行直接的长期对话。克里姆林宫应对美国核武库的规模和性质有大致了解，华盛顿应大力支持通过双边会谈来削减核武库。
如果艾森豪威尔政府在1953年接受了奥本海默小组的建议，冷战可能就不会走上越来越军事化的道路。1982年，邦迪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错失阻止氢弹的机会”的文章，他在文中进一步论述了这一令人向往的猜想。在苏联解体后的这些年中，苏联政权留下的档案文件迫使历史学家重新审视冷战初期美国对苏联的一些基本预设。正如历史学家梅尔文·莱弗勒所写的那样，这些“敌人的档案”表明，苏联“并没有预先计划让东欧诸国成为共产主义国家，或者在朝鲜发动战争”。斯大林不仅对德国没有“总体规划”，他还希望避免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斯大林将他的军队从1945年5月的1 135.6万人减少到1947年6月的287.4万人，这表明即使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发动侵略战争。乔治·凯南后来写道，他“从不相信他们（苏联人）认为在军事上攻占西欧符合自己的利益，即使不存在所谓的核威慑，他也不认为他们会对该地区发动攻击”。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他的继任者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和尼基塔·赫鲁晓夫开始了去斯大林化。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都很清楚核军备竞赛的潜在危险。马林科夫是一名对量子物理学感兴趣的技术官僚，他在1954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在战争中使用氢弹“将意味着世界文明的毁灭”，这番话震惊了苏共中央高层。赫鲁晓夫的豪言壮语有时则会吓到西方观众。但实际上，他奉行的外交政策后来与缓和政策有相近之处，甚至其中还首次出现了开放政策的曙光。1955年，他重启了与西方的军备控制谈判，到20世纪50年代末，他大幅削减了苏联的国防预算。1953年9月，赫鲁晓夫第一次听取了关于核武器的汇报，他后来回忆说：“我好几天都睡不着觉。后来我确信我们永远都不可能使用这些武器。”
当然，要说服赫鲁晓夫接受奥本海默小组设想的那种激进的军备控制体系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但艾森豪威尔政府甚至都未为此做出过任何尝试。备受尊敬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人称“奇普”的查尔斯·波伦也是苏联问题专家，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华盛顿未能就核武器及其他问题与马林科夫进行切实的谈判，这等于错失良机。
到1953年，冷战冻结了华盛顿改变政策的可能性，而莫斯科也一样毫无余地。尽管不能把核妖怪封在瓶子里，奥本海默仍在坚持不懈地想以某种方式把它拴在瓶子上，这样的做法与美国国内的大潮背道而驰。现在共和党人当了总统，这些政治势力决心把奥本海默装进瓶子，扔到海里去。
二战后的美国政府为了遏制苏联的对外扩张与渗透，分化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先后出台了“遏制战略”与“推回战略”。“推回战略”是以强硬的手段改变一个国家的主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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