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史汀生1948年的回忆录《在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服役》。1947年2月，史汀生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关于使用原子弹的决定》，文章为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进行了辩护。作为这篇文章的代笔人，邦迪已经对核武器难以预料的影响有所了解。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奥本海默马上对这位出身波士顿上流社会的早熟的年轻人产生了好感。之后，邦迪给他的这位新朋友写了一封格外谦恭的信，他在信中说：“上周您如此耐心地教导我，我的感谢之情难以言表；我只希望我能有所作为，这才配得上您的付出。”很快，两人就开始互写便条，并称呼对方为“亲爱的罗伯特”和“亲爱的马克”，他们在字条中讨论的内容无所不包，从哈佛物理系的优势，到他们妻子的健康状况，等等。邦迪认为奥本海默“不同凡响、令人着迷又复杂难懂”。
邦迪很快就发现争议总是和他的新朋友如影随形。在他们早期的一次会议上，奥本海默和他的小组成员一致认为，他们的主要问题是“生存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苏联面临“蝎子僵局——主动攻击时是否可以不使用毒刺……”奥本海默知道，泰勒和他的同事希望在那年秋天晚些时候测试刚设计出的氢弹。因此，万尼瓦尔·布什提议，在跨过这一门槛之前，华盛顿和莫斯科或许应该就全面禁止任何热核试验达成协议，奥本海默对这个提议很感兴趣。而且，该协议的执行情况无须监督，因为任何违反禁令的行为都会立即被检测到。而不进行试验的话，氢弹就不可能发展为可靠的军事武器。热核军备竞赛就会被扼杀在摇篮里。
6月，奥本海默领导的小组又召开了一次研讨会，会议地点就在邦迪位于剑桥城的家中，这是一幢布局不规整的19世纪的房子，从这里骑车就可以到哈佛广场。詹姆斯·科南特作为非正式成员加入了他们的会议。科南特已经对核武器厌恶至极，根据邦迪的笔记，科南特抱怨说，“美国的普罗大众”认为氢弹是一种威胁苏联的武器，“而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其他人也可能对美国实施这样的打击”。科南特认为，即使不用氢弹，只要一枚原子弹，美国除大城市之外所有城市都可以被轻而易举地摧毁。在场的人无不赞同。
公众的无知已经够糟糕了，更糟的是科南特所说的“美国军方领导人的态度”。我们的将军们几乎完全依赖于这些武器，视其为“在全面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最大希望”。如果本国能建立起自己的常规部队，“美国将有可能摆脱目前对原子弹的依赖”。但科南特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说服将军们，让他们相信从长远来看，核武器总体上对美国是一种威胁”。
未经奥本海默提示，科南特就独立地提出了20年后广为人知的“不首先使用政策”。他说，美国应该“正式宣布我们不会在任何新的战争中首先使用核武器”。他还同意布什的提议，即美国应该宣布暂停热核炸弹试验。奥本海默对这两个提议均表示了支持。该小组关于暂停热核试验的建议很有说服力。他们告诉艾奇逊：
在我们看来，一次成功的热核试验几乎会不可避免地极大刺激苏联，让他们在该领域加倍努力。也许苏联在这方面已经投入很多，但是如果苏联人得知热核装置切实可行，而我们又掌握了制造方法，他们可能更加不顾一切。苏联科学家还有可能（通过分析放射性尘埃）从这次试验中获得关于这个装置细节的有用信息。
奥本海默和他的小组成员都知道代号“迈克”的热核炸弹已经定于当年秋季首次试爆，所以任何阻止试爆的企图都将遭到美国空军的强烈反对。尽管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他们无法将其公之于众。与核弹有关的所有事务都属于严格保密的范畴，如果他们公开谈论自己的忧虑，必然会违反安全许可制度。于是，他们再次试图让华盛顿的外交政策部门相信目前的核武器政策是一个死胡同。但是，1952年10月9日，杜鲁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断然拒绝了奥本海默小组关于暂停氢弹试验的提议。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洛维特愤怒地表示：“任何诸如此类的想法都应立即被抛在脑后，所有关于这个提议的文件都应被彻底销毁。”作为外交政策权威人士，洛维特担心如果暂停核试验的消息泄露出去，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将会借机对国务院及其顾问小组进行调查。
3周后，美国在太平洋上引爆了一枚10.4兆吨TNT当量的热核炸弹，它将伊鲁吉拉伯岛化为乌有。科南特显然非常沮丧，他对《新闻周刊》记者说：“我和原子弹再无任何关系。我做的一切都是徒劳。”
1周后，奥本海默和另一个委员会——国防动员办公室科学顾问委员会的另外9名成员坐在一起，严肃地讨论是否应该辞职以示抗议。许多科学家认为“迈克”试验表明政府根本不打算听取他们的专家建议。奥本海默的老朋友李·杜布里奇在会上散发了一份草拟的辞职信。但是，因为他们对下届政府的政策仍然寄托一丝希望，最终辞职一事被暂时搁置。不过，他们也清楚局面对自己不利。有一次，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詹姆斯·R.基利安俯身对杜布里奇小声说：“空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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