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的说法,“每次博登来华盛顿”,泰勒都专门去见他。在他们频繁的通信中,泰勒不仅对这位年轻人极尽恭维,他还“屡次告诉博登,热核项目之所以落后,奥本海默是罪魁祸首,这加深了博登的怀疑”。泰勒还告诉博登,洛斯阿拉莫斯的一名安全官员认为奥本海默曾是一名“思想上的共产党员”。博登还第一次得知,原来姬蒂·奥本海默曾经嫁给过一位共产党员,后来他死在了西班牙战场上。
博登、麦克马洪和杰克逊还震惊地得知,奥本海默最近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发展战术核武器。在美国空军及其国会中的盟友看来,奥本海默的提议是想要公开削弱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主导地位。杰克逊和他的同事们认为,战略空军司令部发动毁灭性核攻击的能力是美国的撒手锏。杰克逊在一次演讲中表示:“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核优势一直牵制着克里姆林宫……在核军备竞赛中落后将意味着这个国家将自取灭亡。苏联最近的核爆炸说明斯大林已经在全力以赴地发展原子能。现在是我们全力以赴的时候了。”在原子能时代,杰克逊认为,美国对任何敌人都必须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因此,如果制造氢弹是可行的,那么美国应该是第一个制造它的国家。杰克逊的传记作者罗伯特·考夫曼写道:“他一直都记得那些善良又天真的科学家是如何反对制造氢弹的……”
虽然像国会议员杰克逊这样的政客们认为奥本海默过于天真和缺乏判断力,但是博登开始怀疑他的问题远不止这些。1950年5月10日,博登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看到一则报道,两位前共产党员保罗和西尔维娅·克劳奇作证说,奥本海默曾在他伯克利的家中主办过一次共产党的会议。在加州参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时,克劳奇夫妇声称,1941年7月,肯尼思·梅曾开车送他们到凯尼尔沃思巷10号奥本海默的家中。那时希特勒刚刚入侵苏联,作为阿拉梅达县共产党书记,保罗·克劳奇要向大家阐述共产党对于战争的最新立场。那次会议有20~25人出席。在西尔维娅·克劳奇的陈述中,她所谓的在奥本海默家举行的会议是“一个被称为特别分部的高层级党小组会议,这个小组的地位非常重要,所以其成员身份对普通共产党员都是保密的”。她说没有人介绍她和她丈夫认识在场的其他人。后来,她在1949年的一部新闻短片中看到了奥本海默,她才认出他就是那天主持会议的人。克劳奇夫妇进一步称,在看到联邦调查局出示的照片后,他们可以确定戴维·玻姆、乔治·埃尔滕顿和约瑟夫·温伯格当时都在场。西尔维娅指认温伯格就是“科学家X”,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用这个代号来称呼那个在二战期间向共产党间谍提供原子弹机密的人。加州报纸把这些指控当作“重磅炸弹”。保罗·克劳奇被写作“西海岸的惠特克·钱伯斯”,惠特克·钱伯斯是《时代》杂志的编辑,曾是一名共产党员,他的证词导致阿尔杰·希斯在1950年1月21日被判犯伪证罪。
奥本海默立即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否认这一指控:“我从未加入过共产党,也从未出于此类目的在我家或任何地方召集过这些人。”奥本海默说他不认识叫“克劳奇”的人,他还说:“我从不隐瞒我曾经结识过许多左翼圈子里的人,而且我还是几个左翼组织的成员。最初我参与原子弹项目时,政府就对这些事情了如指掌。”媒体广泛报道了他的反驳,此事似乎就此平息下来。他的朋友们纷纷写信宽慰他。戴维·利连索尔在加州报纸上读到这件“恶心事”后,他在给奥本海默的信中谈到了克劳奇的指控:“真是令人作呕,但相对于你在美国的巨大声望,这不过就是吹向直布罗陀海峡的阵风。”
然而,利连索尔低估了这些证词对那些并不同情奥本海默的人的影响。威廉·博登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他认为克劳奇夫妇的指控“本质上是可信的”。1950年5月,保罗和西尔维娅·克劳奇在加州作证前的几周被联邦调查局详细地盘问过,那时他们已经是从司法部领取酬劳的有偿线人,还定期在全国各地的国安案件中对那些被指控为共产党员的人提出不利证词。
保罗·克劳奇是北卡罗来纳州一位浸信会牧师的儿子,他于1925年加入共产党。同年,作为美国陆军的一名士兵,他给共产党的官员们写了一封信,吹嘘自己“为了掩护革命活动,成立了一个世界语协会”。陆军截获了这封信,并断定他在夏威夷的斯科菲尔德军营组织一个共产党小组。军事法庭以“煽动革命”的罪名对克劳奇进行了审判,他被判处了惊人的40年监禁。在审判中,他作证说:“我习惯给我的朋友和想象中的人写信,有时我还会给国王和其他外国人写信,这时我会假想出一个身份。”
奇怪的是,克劳奇虽然被判了40年徒刑,但他只在阿尔卡特拉斯岛服了3年刑就被卡尔文·柯立芝总统赦免了。没人知道这是因为他后来成了双重间谍,还只是碰上了难以置信的好运气。但在他获释后,共产党称赞他为“无产阶级英雄”。有一段时间,他和惠特克·钱伯斯一起在《工人日报》做编辑助理。然后,1928年,共产党把他派到了莫斯科,后来他声称自己在那里的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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