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演讲，并被授予红军的荣誉上校军衔。他还声称，他曾与苏联红军元帅M.N.图哈切夫斯基会面，后者向他提供了“他们制订的渗透美国武装部队的计划”。事实上，负责接待他的苏联人认为他行为失常，很快就把他打发走了。然而，回到美国后，共产党派他到他的南方老家巡回演讲，他在那里为社会主义国家和斯大林大唱赞歌。在佛罗里达州定居后，他找到了一份报社记者的工作，同时还负责组织共产党的活动。
令人费解的是，有一天在迈阿密的一家报社的罢工中，他越过警戒线成了罢工的破坏者，当他的同志们发现了他的所作所为后，克劳奇逃到了加利福尼亚州，1941年，他在那里担任阿拉梅达县的共产党书记。事实证明他是不受欢迎的同志和不称职的领导。“他很多时候都是独自在酒吧喝酒。”史蒂夫·纳尔逊写道。1941年12月，或者最迟1942年1月，当地的党员要求他下台，因为许多人认为他提议的活动会引发街头暴力。是否这时他已经从双面间谍变成了奸细？也许有这种可能，但无论如何，他的党员生涯已经走到尽头。20世纪40年代末，他和妻子摇身一变成为职业证人，专门指控他们以前的党内同志。到1950年，克劳奇已是司法部薪酬最高的“顾问”，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的收入高达9 675美元。
尽管保罗·克劳奇的经历很离奇，但他最初指控奥本海默时给人的感觉很可信。克劳奇能说出奥本海默在凯尼尔沃思巷住宅的室内布局。他告诉联邦调查局，那个后来被他认出是奥本海默的人问过他几个问题，在正式会议结束后，他和奥本海默私下聊了10分钟。会议结束后，在和肯尼思·梅开车回家的路上，据克劳奇说，梅告诉他，他“一直在和美国的一位顶尖科学家交谈”。克劳奇的故事细节丰富，听起来非常可信，因此也极具杀伤力。
但奥本海默有不在场的证据，可以证明他不可能主持了克劳奇所说的那次共产党的会议。1950年4月29日和5月2日，在接受联邦调查局探员调查时，奥本海默解释说，他和姬蒂当时在新墨西哥州的佩罗卡连特牧场，距离伯克利足有1 187英里。那年夏天，他和姬蒂去了新墨西哥州，把他们刚出生的儿子彼得留给希瓦利埃夫妇照顾。奥本海默后来用书面记录证明，1941年7月24日他被一匹马踢了一脚，第二天他在圣菲的一家医院照了X光。汉斯·贝特当时正在拜访他，他对那件事也记忆犹新。两天后的7月26日，奥本海默写的一封信的邮戳地址是“考尔斯（位于新墨西哥州）”。最后，还有一段7月28日的交通事故记录显示，奥本海默的车在驶往佩科斯的路上与新墨西哥州渔猎管理部门的卡车相撞，当时开车的是姬蒂。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奥本海默至少从7月12日至8月11日或13日一直都在新墨西哥州。至于克劳奇声称7月下旬在凯尼尔沃思巷的一次党内会议上见过奥本海默，他要么是弄错了，要么是在妄想或者撒谎。
随着时间的推移，克劳奇被证明是一个极不可靠的线人。1953年，航空公司工人兼工会领袖阿曼德·斯卡拉获得了5 000美元的赔偿，起因是赫斯特报业的报纸上刊登了克劳奇对她的离奇指控，她以诽谤罪起诉了这些报纸。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一些最令人发指的指控也来自克劳奇，比如，国务院雇员中的共产党员窃取了空白美国护照并将其交给了苏联秘密警察派来的特工。后来，克劳奇的不实证词牵连到司法部针对共产党领导人的一宗要案，以至于最高法院被迫在1956年驳回了此案。
最终，克劳奇的谎言和表演让他自食其果。为多家报纸撰稿的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指控克劳奇在对费城共产党人的审判中作伪证，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司法部长赫伯特·布朗纳尔无奈地宣布他将“调查”克劳奇。克劳奇反过来起诉了艾尔索普兄弟并索赔100万美元，他还警告布朗纳尔“如果我的名誉被毁，31名共产党领导人就得重新受审”。不久，克劳奇就开始呼吁埃德加·胡佛调查布朗纳尔助手的忠诚问题。这促使《纽约时报》发文称，华盛顿的消息人士“看不出司法部如何能继续留用克劳奇先生”。1954年年底，克劳奇逃到了夏威夷，他在那里打算写一本名为“红色诽谤受害者”的回忆录。这本书从未出版，而且没等到起诉艾尔索普兄弟诽谤罪的官司开庭，克劳奇就去世了。
不过，威廉·博登仍然认为克劳奇是个可信的证人。如果克劳奇说的是实情，那么奥本海默的身份之谜就有了答案——他是共产党的同情者。1951年6月，博登派他的助手J.肯尼思·曼斯菲尔德去见奥本海默。曼斯菲尔德发现，奥本海默对美国迅速扩增的核武库“态度非常矛盾”。奥本海默解释说，他认为被称为“城市毁灭者”的战略核武器只有一个作用，那就是阻止苏联进攻美国。像杜鲁门政府提出的那样，将它们的数量翻倍并不会增加这种威慑力。
奥本海默接着解释说，战术核弹头则是另外一回事。1946年，他在给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中贬低过这种武器的价值。但在1949年苏联的核弹爆炸后，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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