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海默和总顾问委员会的同事们敦促杜鲁门政府要更多地制造这种“战场”武器来替代超级炸弹。正如奥本海默告诉曼斯菲尔德的，核武库的军事效力更多地取决于“我们的战略智慧和攻击技巧，而不是核弹的实际数量”。当时，美国军队正在朝鲜半岛实地作战。奥本海默并不主张在朝鲜使用核武器，但他认为战场上“显然需要”可供使用的小型战术核武器。他在1951年2月的《原子科学家公报》上写道：“只有把核武器作为军事作战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才能在战争中真正有用武之地。”
曼斯菲尔德后来对博登说：“我的印象是，奥本海默认为（与苏联）开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是一场得不偿失的博弈。”
因此，我认为他没有认真地考虑过他的适度与节制政策的后果。我还怀疑，他那挑剔的头脑认为战略轰炸的整个想法在本质上既粗笨又粗暴。那就像是手握大锤，而非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前者不用动什么脑筋，也无须精湛的技艺。此外，在科学家中他的道德感尤为强烈，而且他深信苏联人民本质上是受害者，再加上他也反对滥杀平民，这样一来也许就更好理解他为何反复强调发展战术核武器的重要性了。
在1951年6月的这份备忘录里，曼斯菲尔德准确地捕捉到了奥本海默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逻辑。但博登似乎已经决心要证明奥本海默的政策建议绝非基于表面上的逻辑，他认为其中还有其他不可告人的原因，而且他很清楚还有人也这么看。那年夏天晚些时候，博登和斯特劳斯聚在一起讨论了他们对奥本海默的怀疑。他们的会谈纪要中写道，斯特劳斯“说了很多他对奥本海默的担忧和疑虑”，他们还详细地讨论了克劳奇对奥本海默主持共产党秘密会议的指控。
尽管所有证据都不支持克劳奇的指控，但两人还是对此深信不疑，他们认定奥本海默背叛了国家。然而，他们又不得不承认，哪怕动用监听手段，也无法证实克劳奇的指控。斯特劳斯告诉博登：“他们（奥本海默和他同伙们）现在在电话里谈话会非常小心，因为‘理发师’（斯特劳斯给约瑟夫·沃尔普起的绰号）得知了他们的电话可能被监听，他还把这个消息通知了别人。”他们认为，奥本海默在科学界的朋友们会一直保护他，而他似乎也发觉自己受到了监视。博登在自己的备忘录中写道，“我（向斯特劳斯）指出”其他官员（可能是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也同样“因为无法得出任何结论而灰心丧气”。
博登和斯特劳斯已经陷入阴谋论的逻辑，在他们眼中，奥本海默鼓吹战术核武器不过是阻止超级炸弹的花招。事实上，博登确信，1950—1952年，奥本海默动用了他全部的影响力来反对发展超级炸弹，即使在1951年6月斯塔尼斯拉夫·乌拉姆和泰勒解决了超级炸弹的设计问题之后依然如此。虽然奥本海默宣称这个设计“在技术上令人称许”，还正式默许了它的开发，但对博登和斯特劳斯来说，这些表态似乎无足轻重。奥本海默和他在总顾问委员会的同事们多次拒绝了泰勒关于建立第二个核武器实验室的提议，该实验室将专门用于研制超级炸弹。对博登和斯特劳斯来说，这就足以证明奥本海默仍在抵制。但奥本海默和他的同事们有自己的理由，他们认为将美国的科学人才分散在两个武器实验室将阻碍而不是促进科学进步。
同年，泰勒带着一长串对奥本海默的指控找到了联邦调查局。这些指控的主旨是奥本海默“延误了或试图延误和阻碍氢弹的发展”。在洛斯阿拉莫斯接受联邦调查局的问讯时，泰勒极力用含沙射影的方式抹黑奥本海默，他说：“很多人认为奥本海默是在‘莫斯科的直接指示下’反对发展氢弹的。”为了掩饰自己的动机，泰勒接着说他并不认为奥本海默“对国家不忠”，相反，他将奥本海默的行为归咎于他的人格缺陷：“奥本海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也是一个杰出的人。年轻时，他曾被某种生理或心理上疾病折磨，这可能给他造成了终生的影响。他对科学事业有远大的抱负，但他也意识到自己成不了他想象中的那种伟大的物理学家。”最后，泰勒说他“会尽一切可能”让政府不再受奥本海默的影响。
泰勒并不是唯一一个迫不及待地想要消除奥本海默影响的氢弹支持者。1951年9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地球物理学教授戴维·特雷塞尔·格里格斯被任命为美国空军的首席科学家。1946年，当时作为兰德计划的顾问，格里格斯就听说过关于奥本海默安保问题的传闻，现在他的顶头上司、空军部长托马斯·K.芬勒特告诉他，他“严重怀疑奥本海默博士是否忠于国家”，芬勒特和格里格斯都没有任何新证据，但两人都认为“一系列涉及奥本海默博士的活动”证实了他们的怀疑。
在奥本海默看来，美国空军的领导层已经失去理智，他们的屠杀计划让他惊恐万分。1951年，他看到了美国空军的战略作战计划，他们要炸毁的苏联城市数量之多让他震惊不已。这个作战计划是一种罪恶的种族灭绝行为。“那是我见过的最该死的东西。”他后来告诉弗里曼·戴森。
1951年，在为芬勒特工作几周后，格里格斯率领一个空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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