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团前往帕萨迪纳，与加州理工学院的一群科学家举行会议。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李·杜布里奇是这群科学家的负责人，他们的任务是撰写一份名为“远景计划”的机密报告，该报告阐述了在苏联从地面入侵西欧的情况下，核武器将发挥的作用。有传闻说远景计划贬低了战略轰炸的作用，这让格里格斯和其他空军官员颇为惊慌。据报道，远景计划的起草者们认为，通过优先发展小型战术核弹头而不是毁灭整个城市的热核炸弹可以“让战斗回归战场”。
报告的第五章甚至认为，热核炸弹无法在实战中用于战术目的，并建议华盛顿公开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这将符合美国的利益。该章还建议只将国家三分之一的珍贵核裂变原料供给战略空军司令部，剩下的将给陆军制造用于战场的战术核武器。格里格斯对这些建议大为光火，当他得知第五章的主要作者是罗伯特·奥本海默时，他并未感到意外。
其实，奥本海默甚至都不是远景计划小组的成员，但杜布里奇让他参与了审议，以便协助他们厘清报告的结论。与以往一样，奥本海默花两天时间阅读了小组提供的材料，然后很快就写出了逻辑严谨但后来备受争议的第五章。由于担心奥本海默强大的说服力，格里格斯和他在空军的同事们竭尽全力封锁这份报告。但他们并没有成功，就在1951年圣诞节前夕，杜布里奇、奥本海默和加州理工学院的科学家查尔斯·劳里森抵达巴黎，向北约最高指挥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汇报远景计划的结论。他们让身为军人的艾森豪威尔深刻地认识到，原来几枚战术核弹头就足以对付一个苏联装甲师。奥本海默认为汇报很“成功”。
当芬勒特得知这次欧洲之行时，他“火冒三丈”。空军不想让奥本海默的想法影响艾森豪威尔，尤其是他的观点将有利于陆军申请到更大份额的核预算。刘易斯·斯特劳斯也很愤怒，他后来给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中的保守派、艾奥瓦州参议员伯克·希肯卢珀写了一封信，斯特劳斯在信中说：“奥本海默和杜布里奇去年在巴黎与艾森豪威尔将军会面以来，我一直担心他们的访问主要是为了向艾森豪威尔灌输他们关于原子能的政策，这些政策看似合理，实则似是而非。”空军参谋长霍伊特·S.范登堡上将对奥本海默的影响力感到非常不安，他悄悄从空军绝密信息的阅览许可名单上删掉了这位科学家的名字。
奥本海默主张用战术核武器来防止引起种族灭绝的核战争，但这也产生了他没料到的后果。“让战斗回归战场”的策略也增加了实战中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1946年，他曾警告说，核武器“不是外交武器……它们本身就是全面战争最极致的体现”。然而，1951年，他在远景计划的报告中写道：“很明显，它们（战术核武器）只能作为一场军事行动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其主要目的是取得军事胜利。它们不是决定全局或恐吓敌人的武器，而是为作战部队提供所需的帮助。”奥本海默不顾一切地想要阻止空军打着合理战略的幌子谋划可能毁灭世界的战争，但情急之下，他忽略了这可能引发交战双方使用更多威力更大的核武器。
格里格斯和芬勒特还担心奥本海默对另一项核战略分析报告的影响，即1952年林肯暑期研究小组的报告，这是一份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机密报告，内容涉及如何最有效地提高美国抵御核攻击的防空能力。由战略空军司令部主导的空军担心，任何对防空的投入都会从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反击部队中夺走资源。而这正是林肯研究小组提出的建议：将“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大部分B-47轰炸机编队”变为“配备远程制导导弹的远程拦截机”。奥本海默认为优先考虑防空是明智的选择，但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指挥官都是轰炸机飞行员出身，他们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主义。
1952年年底，芬勒特和其他空军官员震惊地获悉，有人把林肯暑期研究小组的总结报告偷偷交给了艾尔索普兄弟。芬勒特认为奥本海默就是罪魁祸首，“他对奥本海默与艾尔索普兄弟串通一气的行为愤怒不已”。
那年春天早些时候，格里格斯告诉拉比，奥本海默和总顾问委员会正在阻碍研发超级炸弹。拉比愤怒地为自己的朋友辩护，并且建议格里格斯阅读总顾问委员会的审议记录。他认为，唯有如此格里格斯才能了解奥本海默是如何公正地主持了这些会议。然后，他提出在普林斯顿安排这两位对手会面，格里格斯同意了。
1952年5月23日下午3点30分，格里格斯走进了奥本海默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办公室，双方坐下来谈的本意是想达成相互理解。然而，奥本海默随即拿出了一份1949年10月的总顾问委员会报告，其中就有那个极具争议的建议——反对发展氢弹。这一下子就让格里格斯警觉起来。奥本海默本可以用他非凡的魅力打消对方的疑虑，但因为这次的对手也是一位官僚，他无法抑制自己的直截了当。他眼中的格里格斯只是又一个愚蠢的权力觊觎者、一个与将军们和野心勃勃的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结盟的平庸科学家。他不愿屈尊在这样的人面前为自己辩护，他们的谈话气氛很快就变得剑拔弩张。格里格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