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 Leary)就曾经来到里德学院。利里在学生餐厅盘腿而坐,向听众振臂高呼:“就像过去的每一种伟大宗教一样,我们都在寻找内在的神性……这些古老的目标用现在的俚语来说就是‘激发热情,内向探索,脱离体制’(turn on,tune in,drop out)。”里德学院有许多学生把这三条告诫奉为金科玉律,以致学校在20世纪70年代的辍学率超过三分之一。
1972年秋,乔布斯到里德学院报到,父母开车送他来到波特兰,但他的叛逆之心又一时兴起——他不让父母和他一起进校园,甚至对父母连一声“再见”和“谢谢”都没说。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乔布斯一反常态,显得懊悔不已:
我这辈子做了几件不光彩的事,这件事尤其让我羞愧难当。我当时没在意他们的感受,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我不该这样。为了供我在那里读书,他们费劲心力,但我就是不想让他们出现在我身边。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有父母。我希望自己就像一个搭乘火车四处流浪的孤儿,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没有根,没有亲人,没有背景。
1972年底,美国大学校园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美国逐渐退出越南战争,征兵规模也在缩小。校园里的政治激进主义风气逐渐消退,许多宿舍夜谈的主题不再是战争,而是对自我实现之路的热爱和追求。乔布斯发现自己深受各种灵性和开悟类书籍影响。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活在当下》(Be Here Now),这本书介绍了冥想和迷幻药的奇妙之处,作者是拉姆·达斯,原名理查德·阿尔珀特(Richard Alpert)。乔布斯说:“这本书内容深刻,意义深远,让我和很多朋友脱胎换骨。”
乔布斯当时最好的朋友是丹尼尔·科特基。他也是大一新生,留着稀疏的胡子,跟乔布斯是入学一周以后认识的,两个人都喜欢佛教禅宗、鲍勃·迪伦和迷幻药。科特基来自纽约的富人区,头脑聪明,但为人低调,举止如嬉皮士般天真随性,加上对佛教具有浓厚的兴趣,整个人显得更加随和可亲。因为致力于精神追求,所以他并不看重物质财富,但对乔布斯的录音机却另眼相看。科特基回忆说:“史蒂夫有一台TEAC牌双卷盘录音机,还有好多迪伦的盗版磁带。他看上去特别酷,又科技感十足。”
科特基的女朋友叫伊丽莎白·霍姆斯。乔布斯第一次见到霍姆斯时就得罪了她,因为他追着霍姆斯问给她多少钱,她才会同意跟别的男人上床,这让她非常尴尬。但霍姆斯没有记仇,后来乔布斯经常跟他们两个人一起玩儿。他们会搭便车去海边,讨论生命的意义(这是宿舍聊天的经典话题),去当地的哈瑞·奎师那神庙参加爱之祭典,到禅宗中心吃免费的素食。“这些经历非常有意思。”科特基说,“而且其中包含哲学探索,我们对待禅宗的态度是非常严肃认真的。”
乔布斯开始与科特基分享其他书,包括铃木俊隆(Shunryu Suzuki)的《禅者的初心》(Zen Mind, Beginner’s Mind)、帕拉宏撒·尤迦南达(Parama hansa Yogananda)的《一个瑜伽行者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a Yogi)、邱阳创巴(Chögyam Trungpa)的《突破修道上的唯物》(Cutting Through Spiritual Materialism)等。霍姆斯的房间上方有个小小的阁楼。他们把这里当作禅堂,在里面放了印度棉毯和坐禅垫,准备了蜡烛和熏香,还在墙上挂了几幅印度神像画。乔布斯说:“天花板上有一个通往阁楼的通道,里面空间很大,我们有时会在那里服用迷幻药,但主要还是进行冥想。”
乔布斯热衷于钻研东方精神,尤其是佛教禅宗。他的探索并不是一时兴起,也不是年轻人的浅尝辄止,他以自己特有的热忱和专注拥抱佛学,而禅宗精神也深深植根于他的个性之中。科特基说:“禅宗对乔布斯影响极深,他非常投入,这种投入体现在他鲜明的极简主义美学思想中,也体现在他专注执着的性格中。”佛教强调直觉,这一点对乔布斯影响也很大。乔布斯后来说:“我开始意识到,与抽象思维和逻辑分析相比,对直觉的理解和意识更为重要。”然而,由于天生就有一股义无反顾的劲头,乔布斯很难达到内心的平静。他虽有禅性,但并没有因此获得镇定的头脑、平和的内心,也没有建立起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
他和科特基喜欢玩19世纪的德国军棋,这种军棋的玩法类似国际象棋。下棋时,棋手双方背靠背坐着,他们都有自己的棋盘和棋子,但看不到对手的棋子。裁判会告知他们走的每一步棋是否犯规,而棋手则需要自己想办法判断对手的棋子分布情况。霍姆斯经常给他们俩当裁判,她回忆说:“最疯狂的棋局是有一次外面下着暴雨,他们坐在火炉边,两个人都服用了迷幻药,走棋速度飞快,我差点儿跟不上他们的节奏。”
乔布斯读大一的时候,还有一本书对他造成了深刻影响,即弗朗西斯·摩尔·拉佩(Fr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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