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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一次吊车尾。怎么说呢，我其实学得还算勤奋，上课能听懂，练习题做得不少，平时的小测验也说得过去，但考试不行。

每当我意识到那是一次关于优劣的排序，它将被确认和公之于人前，仿佛一场表演时，我就感到头脑空白。更不要说，那些表演的主要观众是母亲。

小时候，我经常挨饿挨打，来来去去都是因为这些。

所以你看，我跟着母亲一起生活，没有什么好庆幸的。我可以说对此相当不满，觉得那个家像个四面栏杆的铁笼。

到了初三那年，我也叛逆反抗起来，一心想从笼子里跑出去。于是我在班上交了一个男朋友，两个人逃学跑到北麂岛看海，一整夜没回家。

母亲把我逮回来以后，几乎把我头发扯下来。我也还了手，家里的东西都被打翻打碎了。一大袋五颜六色的毛绒玩具撒了一地。

后来母亲哭起来。我呆了半晌，也开始哭。

我第一次看到母亲披头散发，失去了端庄的样子。我能感到她心里的绝望。

我们母女抱头在一起，哭了很久。

那是家里经济条件最难的时点。因为外祖父遗产的纠纷和其他问题，家里亲戚很早就断了联系。后来母亲到处借债，也几乎没有朋友。何况母亲是个骄傲的人。

母亲和父亲离婚的时候，虽然我还小，但也慢慢知道家里没钱了。过生日不再有很多人来给我们送玩具，也不再有蛋糕。以前母亲不让我们姐妹把衣服混着穿，父亲带姐姐离开以后，我有很长时间都穿她留下的衣服和鞋子。

我一直不太清楚父母离婚的原因，只知道大体和钱有关。那时，家里已经欠了债，主要应该是父亲欠的，所以他是净身出户。祖父还健在的时候，家里做过中药生意，也办过糖厂，我在家门口见过用一整火车皮拉来的糖浆。后来这些自然都消失了。

其实，我对父亲已经没什么印象。母亲很少提起他，说的都不是好话，我也只能听着。但我知道父亲是高大英俊的，母亲年轻时一定曾被深深吸引。他的鼻子像旗杆一样笔挺，我想他戴着医生口罩的样子一定更帅。而且他是个热情有趣的人。他总能逗我们大笑，经常抱着我们，可能陪我们玩的时间比母亲还要多一些。我还记得他会做绿色的糯米糍粑，很甜，我和姐姐都喜欢吃。

总之，和母亲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日子里，我心里有想过：如果当初跟爸爸走的人是我，那就好了。

不过，这些想法只是一闪而过。

哪怕我再不懂事，也知道母亲把我养大不容易。

很多年以来，家里的条件虽然不如意，但温饱不成问题，房子虽然只有十来平米，但收拾得整齐干净，衣服也不会破破旧旧。我还上过补习班。最难的时候，我们家举债度日，但后来债也一点点还上了。母亲总有办法把事情摆平。

我记得到我上高二、高三的时候，家里的经济就平稳了。我们还搬了新房子。

母亲批发过小商品，尽管生意很小，但也要陪酒。后来一大笔货款被骗走了，里面包括银行贷款和从其他地方借的钱。没有办法筹集再启动的资金以后，母亲就买了一台缝纫机，戴着眼镜一边看着书学，一边拨着转轴，踩着踏板。

晚上，母亲一针一线地织五颜六色的毛绒玩具；白天清晨起床，梳好端庄的发髻，骑着三轮车，拉着一个木头做的展示板，到离家尽量远的地方摆卖。开始在街头卖，后来收入稳定一些，就到步行街租了一个摊位。母亲也慢慢贩一些货，但晚上仍旧自己织自己缝布娃娃，能做一些是一些。

直至领上社保退休金，也直至我大学毕业。

母亲性格骄横、虚荣，也冷漠，也许算不上是顶好的母亲，但我从来没有怪过她。我无法责怪她，而且深深爱她，她把她能给的母爱给了我一个人。

初三那年，我闹别扭，谈恋爱，落下太多课，到下学期的某一天，突然自己就慌起来了。初中毕业考试，我有一门课不及格，补考了一次，好歹过了。你知道初中毕业考的试题有多简单吧，连监考老师都会放水。

我回到家，突然就开始抱着母亲的腿哭。我慌张得没有任何办法。我知道我可能再没机会上学了；我也知道，如果我不哭着哀求，母亲甚至不会再管我。

母亲冷冷地说：“你已经没救了。”

我说：“妈妈，求求你了，你最有办法了。”

母亲说：“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说：“你有的，你最有办法了，妈妈认识很多很多人……能不能找到人，替我考试……”

母亲看着我，神情饶有兴致，然后呵呵地笑起来。她说：“好像是个办法嘛。”

我擦了眼泪，也陪着她呵呵笑。我说：“妈妈最厉害了，妈妈我爱你。”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表演，无论是哭还是笑，都在演。我突然顿悟了表演的重要，那是一种求生的基本技能。而我发现，原来我能演好。

所以从那以后，小时候我有多恐惧表演，我就有多热衷表演。

只不过那一次，我打的算盘破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