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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老师把当年的高中报考事项发下来，我一下子就蒙了。下午排队领准考证的时候，我按下了自己的指纹。按完以后，我呆呆地问坐在指纹机后面的老师：考试的时候会检查指纹吗？那老师瞪了我一眼：那还用说，进考场就检查，不然录指纹干什么？

其实考试那天根本没有检查指纹。教育局没有安排预算把录入的指纹档案进行联网，每个考场也配不足指纹机。准考证上印着指纹，监考老师拿起来认认真真看一眼，走个过场，创新工作就能写进报告里。那只是一场表演。

但对于我来说，知道那只是一场表演已经晚了，那时，我已经只剩下绝望。

领完准考证那天我回到家，把这件事告诉母亲，带着哭腔说：“妈妈，我好蠢，我把指纹按下去了，是不是来不及了……”母亲一句话都没有说。

我浑浑噩噩地把试考完，成绩比我的预期稍微好一些，但仍旧惨不忍睹。

一个暑假我都躲在家里，把自己锁进房间，不敢去问我还能不能上学的问题。母亲完全不理我，和平时一样早出晚归，我也无从问起。

但我心里也怀着隐约的侥幸，我总是相信母亲会有办法……

到了8月中旬，母亲让我把门打开，递给我一张入学通知书。

我不敢相信地接过来，喜形于色，但刹那间脸色苍白。

母亲说：“恭喜你，从今天起，你要改名了。”

从那一天起，我就成了涂姝。

很多年以来，我想我已经忘记我有一个名叫涂姝的姐妹。母亲从来不提起她，我也从不敢提，那比提起父亲更能触及母亲的逆鳞。

我和母亲相依为命，一起生活多年，苦乐都有；我渐渐接受了一个事实：那个人已经不会再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了。

那时我十四岁，在脑袋断弦几个白昼黑夜以后，我也能猜想到是怎么回事。

我问母亲：“姐姐是不是回来了？是你把她接回来了吗？”我又哭着说：“不行的，不能这样的……”

母亲张开手给我看，她的手掌又皱又黄，几个指头因为被针扎破太多，留着黑痂。

她说：“你想不想读书？不想读给别人读，想读给我拼命读！”

我哭着问：“为什么给我读？你不是说我没救了吗？”

我哭了又哭，心里慌乱如麻，最后却连“姐姐现在怎么样，在哪里”的话都没有问出口。母亲什么都没说，我也什么都没问。

开学报到那天，我拿着上面写着涂姝的名字的录取通知书去了。

学校其实在邻县，班上没有其他同学报考，但是个重点高中。我在一个全新的地方，开始全新的生活，带着一个全新的身份。

我住在学校里，但每个周末都回家。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在异乡已经去世了；母亲把姐姐接回了温州，但没有接回家。

姐姐拿着我的高中考试成绩单，在更远的县城入读了一所民办的职业中专。

从那一天起，她就成了涂媛。

十四岁那年，我们两个人对调了考试成绩，对调了身份；从此对调了姐姐和妹妹的关系，也对调了人生。

涂媛也在学校寄宿，但从来没有回过家。也许是母亲拒绝，也许是她自己拒绝。要知道，她是向她的亲生母亲以乞讨的方式换来的回家。

很多年以来，我都在思考，母亲为什么要冷酷对待她的另一个孩子。

我想首先是因为虚荣。

这个孩子，当年跟随她的父亲离开；而她带着另一个孩子留下。她一直带着较劲的心情。十年后，当这个孩子回到她身边时，她不愿意把她领进一间十来平米的旧房子，告诉她以后你和你妹妹挤一张床。她的自尊心不允许她这么做。

实际上，她为她安排入读那所带寄宿的职业学校，竭尽了她所有的能力。不仅因为我的考试成绩太糟糕，而且因为陡然多了一个人的学习生活费。

家里的经济千疮百孔，但她不愿意呈现在她的另一个女儿面前。

跟着我生活，就要做好勒紧裤头的心理准备——这样的话，母亲只对我说，而无论如何无法对另一个孩子说。

其实母亲是无法面对她的。她在内心深处恐惧着那个女儿对她的记恨。

也许母亲也有着长久的内疚，但正是这种内疚，反而让她更加害怕做出补偿，所以干脆把恶人做到底。

母亲是当年抛弃了姐姐的人，她宁愿让姐姐对她彻底死心。

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母亲是为了我。

其实真正不知道如何面对那个十年后归家的孩子的人是我。母亲不能面对被抛弃的女儿，而我又怎么能面对被夺取了身份的姐姐呢？我应该和她说什么呢？我应该如何和她一起生活呢？

当母亲反复思考，最后决定把涂姝的名字和那个名字的价值给我时，她很清楚，涂姝和涂媛已经不可能共同生活在一个家里。某种意义上，两个女儿，她做了二选一的选择。

七年以后，我大学毕业，母亲和我在学校礼堂前拍了一张合照。我穿着蓝色的学士袍，怀里抱着一大束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