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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县城，所以报了名。我一直知道她就在那个县城上学，学校就在彩虹路的附近。

也许能见着呢？我从来没有勇气去找她，但心底希望能看见她。

直到几个月以后，母亲才告诉我，其实我参加冬令营的时候，她已经不在那所学校了。她怀了孕，其后堕胎和被学校开除。

母亲应该和学校争取过，但没有成功。毕竟，母亲也不是一个总有办法的人。

母亲告诉我这件事时，已是乍暖还寒的初春。那时，新房子过户，我们准备搬家。

懵然不知的我嗫嚅地问母亲，搬完家，房子大了，姐姐会回来住吗？……

母亲冷淡地说：“她已经走了，户口也迁出去了。”

我想，母亲也许留过她，但没有留住。她应该是坚执地走，而母亲没有坚执地留。

“自己不争气，能怪谁？”母亲说。

我们四岁时父母离异，她跟随父亲离家，但户口没有变更。我和她的名字，仍写在同一张户籍卡上，在一个家里。十六岁那年，她再次离家，把并不属于自己的名字划掉，从此完全和这个家断绝了关系。

十四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把她接回来，但从未把她接回家。母亲出钱让她在寄宿学校上学，她争取到了母亲的两年抚养。她卖掉自己所有能卖掉的价值，也仅仅只值两年。年满十六岁，她孤身一人走进人间炼狱。

她始终孤身一人，始终没有离开过炼狱。

那之前和那之后，一直以来她是怎么生活的，我作为一个小偷，又怎么能够知道，怎么能够理解呢？

“自己不争气，能怪谁？”母亲临终前百病缠身，在她意识涣散的时候，总在喉咙深处吞咽着这句话。其实她只是在迷糊地重复那在她心灵深处的歉疚和罪过。

无论多少年以后回想起往事，我仍旧会悲从中来。其实她犯的罪过，又哪里比得上我？

母亲也许不知道，也许知道但不说。我想，她是为了我。

其实真正把姐姐逼得孤身一人，真正在她心里埋下仇恨种子的那个人，是我。我是始作俑者，也是最终的刽子手。

然而这些都是马后炮，其实长期以来我并不自知。

长期以来，我仍旧在恬不知耻地继续表演。

高考我考得不错，我离开家，来到繁华的上海念书。大学，我度过了平静的四年。

我想，那份从别人那里拿来的歉意和羞愧已经淡去了。那时已过去多年，我早已适应新的名字，也似乎早已从那里得到新生，从那之后，人生的发展都是靠自己。母亲对我说着“你看，有了压力，哪怕是你也会努力”的话，也觉得心安理得。

按母亲的要求，我念了会计专业，毕竟哪里都需要算钱；大学毕业，我和所有学生一样，参加盛大的招聘会，应聘优秀的工作职务。我进了一家经销民间工艺品的公司，在国外接订单，在国内采购，竹帘画、蓝印花布、柳条编、油纸伞、布娃娃……什么都卖。我维持了热情和干劲，后来公司把所有资源往业务线倾斜，我就从内勤调到了一线。老板说：“销售很简单，只要便宜就能卖，你能说会道，又精打细算，我看你适合当买手，你给我找到要价越低的供应商，我给你越高的提成。”

我成为采购员，这是一份让人眼红的工作。我可能确实适合干这个，毕竟我以前就干过。我全国各地跑，以最低廉的价格收购他人的价值。

我到过很多简陋如工棚的作坊，粉雾弥漫，颜料刺鼻，赤膊的工人吃住都在其中。我和他们戴着金链、穿着人字拖的老板握手言欢，吃着或野生或圈养的肥头大鱼。我也到过偏僻贫穷的村落，在昏暗无光的泥砖屋里，满头白发的老人佝偻坐着，用细长锐利的竹条编着花篮，或者一针一线缝着玩偶。他们皮肤干燥若裂，手指都是黑痂，屋里头有一只只剩小半缸水的水缸。我从他们身上看到许多影子。

那几年，我拿了厚厚的奖金。我进一步知道了一种生活总是建立在另一种生活之上。

有一天，我到公司位于金山区的新仓房做进库交接，工作很快完成。傍晚我沿着黄浦江散步，看到几栋白色的房子，外面挂着一个小木牌，写着“拉尼娜之家”。我走了进去。

一个温善的外国女主人接待了我，问我：“你有什么需要帮忙？”

我说：“我可以来这里当义工吗？我也想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女主人微笑地说：“非常欢迎，我替所有兄弟姐妹感谢你。”

那位女主人没有问我理由，但我兀自说着那些我多少年来挂在嘴边的理由。

小时候我得到拉尼娜基金会的帮助，我已经去世的父亲是一名公益医生，他说过要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女主人温柔微笑：“是吗？那真是缘分和旨意。”

我说：“我应该做这件事。”

那之后，每有闲暇，我都会到“拉尼娜之家”，和每一个暂住在那里的人攀谈，伸手牵着他们的手。后来我当了更多义工，每出差到一个城市，我会到当地的慈善站看一看，帮个忙。名字里有拉尼娜的地方，我会去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