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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

再后来我干脆辞了职，参加培训班，考了护士证书，成为半个医生，然后跟随各种组织和队伍走进那些更偏僻更贫瘠也更干渴的地方。我继续和每一个人说着，我已经去世的父亲是一名公益医生，他说过要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也继续说着，我应该做这件事。

很多年以来，我总会想起十六岁那年，在那条日落前的彩虹路的尽头，在那栋荒草围绕、只有灰色框架的烂尾楼前说的话。

一个女同学说：“涂姝，我觉得你和你爸爸一样帅，你会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我点头说：“嗯，我想当和爸爸一样的人。”

我想，那些豪言壮语早已扎了根。

我也会想，我就是她，按照她的所知和所想，她也一定会做这些事，所以现在我是在代替她，这是我应该做的。

但这是我的自我解释。

我告诉自己我在赎罪。其实自始至终在勃然生长的，只是我的虚荣心。

我参加着各种公益活动，行走在深山和戈壁，对每个人讲着关于我的故事，人们都热泪盈眶。我也登上演讲台和颁奖台，名字渐渐出现在报纸上，我得到异样的释放和满足。后来也变成流量和利益。

每到一处，我都拍着照片，发着微博。我呼喊着，要让更多的人看见那些不被看见的人，其实我是想让更多的人看见我。

我时常抱怨我的微博的阅读量为什么这么少，抱怨自己做的事情毫无意义。不被看见，就毫无意义。

其实我最想红了。

小时候，我为什么一上台表演就发抖，那是因为我太过渴求观众的欢呼。我比谁都想要流量，从小到大想了一辈子。

至于公益慈善事业的那些其他利益，我就不说了……

因为在我的故事里，我和拉尼娜基金会有着渊源，小有名气以后，那个历史悠久的基金会也联系了我，把我纳入他们的公益认证人名录。我诚惶而开心，觉得自己被另眼相看，名声也已传到海外，从此可以大展拳脚。

那时，拉尼娜基金会创办了一个援助计划，以平台化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针对特定对象募捐，我作为认证人可以向他们申报援助对象。

我想你是知道的，其中就包括三年前命案的那几名受害者。她们的名字叫阮芳草、爱斯美达拉、莎丽、欧菲莉亚·默克尔·阿德。

我在“拉尼娜之家”和其他慈善站认识了她们，我曾牵着她们的手，对她们说：以后，我就是你的妹妹和姐姐。

我认认真真地把她们以及其他对象的材料整理好，一一申报。我觉得自己做得不错。

两年过去后，我申报的援助对象募捐款为零。

直至那时，我才明白了，原来悲惨的人多之又多，而看见的人少之又少。

我给拉尼娜基金会发了邮件，请求他们多帮忙推广。

许久后基金会回复邮件：“亲爱的涂姝认证人，对于您提出的请求，我们爱莫能助。我们一贯公平。我们一直期待您的加入，能够为我们悠古的声望和革新的计划添砖加瓦，或许现在我们需要重新评估。我们诚挚地建议您继续提高个人声望，或者选择更具说服力的援助对象予以申报，均大有裨益。”

我曾以为自己被另眼相看，原来只是幻觉。我以为别人能带给我流量，其实别人要的是我的流量。

我沮丧不已，“重新评估”几个字也让我惶然。

于是我联系了阮芳草、爱斯美达拉、莎丽和欧菲莉亚。

我对她们说，很抱歉，这么久也没给你们募集到钱，你们一定很着急吧？我也对她们说，当务之急我们需要提高说服力。

她们问我：“什么是说服力？”

我说：“流量就是说服力。”

她们问我：“要做什么呢？”

我说：“我们办直播吧。现在人们都喜欢看直播。在网络上和镜头前详细讲述你们的人生和困境，一定会有很多人看。”

她们问：“这样可以吗？是不是要表演？”

我说：“可以的。表演也可以。如果不行，没有流量，我们就连续不断地播。一天、两天、三天……直到有人看见我们，听见我们的声音为止。外籍身份也有好处，如果受限制，我们就到香港去，让全世界都看见。这就是说服力。”

她们问：“这样能拿多少钱？”

我张张嘴，想掷下豪言壮语，但没说出口。我也说不出“我不知道”。我心情焦急，一心只想让更多的人看到她们，进而看到我。但我不知道成本是什么，价值有多少。

我从挎包里掏出小信封，递给她们，里面有几百块钱。

我说：“怎么都好，都有酬劳。我知道你们需要钱，我知道你们有多困难。”

她们脸上掠过笑容，笑容都带着苦涩。

她们静静地把钱收下，说：“好的，涂姝，只要有钱就行，怎么都行，表演也可以。”

我曾经申报过十多个援助对象，为什么最后选择了她们四人呢？

这个问题我问过自己无数次。

也许我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