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无趣生活，开始品尝起作为一名写作者的成功；我与它初识在我唯一渴望发迹的地方，纽约。塞拉在此做了个——要我说，阴险罪恶的——停顿，接着问道，我是打算从这中餐馆里飞黄腾达么？他没给我回答的时间，甚至没给我十分之一秒，好让我告诉他，能用“品尝”这动词就暴露了他不是自诩得那么会写作。假设您计划要从这儿起家的话，塞拉气定神闲地讲了下去，我得提醒您，纽约更适合施展您的抱负——就算这中国梦实现了，您也不足为道啊。我被他烦得有点喘不过气了，顶了他一句，该不是因为纽约比这炒蛋饭馆位置更中心吧？他笑了。我再次注意到他表现出的谵妄的一面，琢磨着，会不会这样更好：忽道我要上厕所了，且会一去不回；要不就请他去吧台点个八宝饭，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是中国第一位宇航员在他的太空之旅中食用的甜品；再不然就建议他去要个——我已经把菜单背下来了——有着八种珍宝的米饭布丁。
“不知您是否能够想象，”他的语气突然凝重起来，还带着些揪心，“你的小说惊艳东西二村，你的光辉文字同时在《纽约客》《棺厂》和《南方评论》上发表，你的面容邋遢而灿烂，你的思想如水一样激荡，你金发的波涛在你头顶喧嚷；每天晚上，你不是在从《银幕闲话》编辑部摄取最新的八卦，就是在与洛克菲勒老爹争论谁才能更好地背负起成功的分量。”
已经不必听下去了。他说着一口无比尊贵的、词汇渊博的加泰罗尼亚语，可《银幕闲话》都停刊多少年了？灰胖的塞拉比他过于普通的外貌显示的要神经得多。我觉得，这已给我提供了个决定性的落跑的借口。如天意一般，我见皮姆在门口跟我做起了手势，似是叫我出去和她一起吹吹风。我记得很清楚，对当时的我来说，这就仿佛刚有人抛出了个提议：用自己的双脚走出这地狱吧，趁时间还不算太晚。
我走了出去。
逃跑才是正道。
我们绕向饭店后方；在沿一段绿草茵茵的陡坡下行的同时，我们也探入了卡哨尔公园的南区。不一会儿，我们开始按一块乡野路牌的指示前行：那上面画着个指向“疗养院”的箭头。雨停了。不友好的餐厅已在身后，之于我，就好像兴格－兴格监狱(2)正消失在我的视野之中。随着我们愈发深入公园内部，从而踏上了文献展的领土，“中国把戏”也正离我越来越远。
“你信吗，那些中国人连看都看不见我？”我问皮姆。
她不接话，我也没有特别慌张；我更乐意记起，一个人在与另一个人一同行走时，没有义务就对方所有的话语发表意见，因此有多少句子得不到回应都属正常。
半分钟后，皮姆终于决定说话；她告诉我，第二次出去抽烟时，她跟波士顿电话沟通了，策展办公室说，其实不用强求，在餐馆待的时间可长可短，驻店作家大可以自行选择，万万不能令他们感觉窘迫。
早不说呢，我想。可我一语未发，只是继续往前走。一切按部就班才好。不管怎样，我们正在远离那中餐馆，这才是当下最重要的事。至少那天我是不用回地狱去了。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人惬意呢？那股不可见的力正在静静推动着我。
* * *
(1)原文为从“Voodoo”（巫毒）演化而来的“Goodoo”。
(2)1824年美国陆军为应对哗变问题而在纽约修建的监狱，也承担开矿等经营性活动。
30
我们平静地在卡哨尔公园中行进，万分确定我们已经走了好久好久，因为忽往左看，我仿佛望见一众小人，或独自一个，或成双成对，或三五成群，全都浸没在一个巨大的水杯中。就跟浮沉子似的，矮人们会在水中垂直上窜，可不等到达水面就又匆匆下降，在水底稍事歇息后又开始新一轮的上浮。
我很渴，只因我们已行走多时，且我猜我得了暂时性的精神中暑。事实上，我感觉皮姆在对我说：那水杯其实是个壮汉，正阻挠着一只大鸟的起飞，大鸟由一批淹死的侏儒构成；后者接受了罪恶的训练，要将雷蒙·鲁塞尔扼死。
嗯好，我道。我们又继续朝前走。
待我意识到自己产生了幻觉，我只盼到了橘园宫酒吧能在露天位上休息一会儿。我已能在泛着奇丽的绿洲之光的地平线上望见那些雅座，我敢确定，那可绝非幻景。我们走向那些坐席，想着能在酒吧好好歇上一阵，但我的渴劲儿却同时加剧起来。我对水的需求愈烧愈旺，可这也没能抹消我当时的感受：一股无比亢奋的情绪正将我占据。那是我从未有过的体验：我累得要死，却还和数小时前一样生气勃勃，对所有的，尤其是与文献展展品相关的事物，保持着几无节制的热情；我确对某些装置作品存有批判，可大体而言，我对一路所见的一切都怀抱着极大的兴趣。当我漫步在这倾覆于先锋艺术、当代艺术抑或随便什么艺术中的城市，我会这样形容我的心情：十足地幸福。
无疑正是这股热忱催我问起了皮埃尔·于热的展品，这是来卡塞尔之前人就给我推荐过的一位艺术家。
“别错过提诺·赛格尔、皮埃尔·于热和珍妮特·卡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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