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它们不以为意，可几小时后我还没能将它们挥散。一切始于那一瞬：我忽觉自己被死一般的寂静所围绕，同时注意到，我的草堂里没有一丝空气在流动，也听不见任何声音、任何窸窣，万籁俱寂。欧洲已装殓许久，我突然就有了这种百分之百的确信，抑或更准确地说，此种感觉已在最近几个钟头里缓慢临到。我身处德国的中心、欧洲的中心；在这样的心脏位置上，有一点比在任何一处都更加显明：一切都是冷的、死的，从几十年前第一个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在这片大陆铸成的刹那，它就已被埋葬地底。在这方实无生命的领土中心，没有什么不被夷平。这里的白昼——我已在那故去的令人痛苦的一天中见到——太阳在天顶一成不变地悬着，却躲在似从几世纪前就挂在空中的那几片云彩之后；云彩是由一种碎末聚成的，它那么细，细得像从一块缓慢（慢得令人生畏）解体的土地上剥离的多余的花粉。
你在欧洲，而欧洲已经不在，我内心有个声音唱道，它纠缠着我，仿佛要不惜一切代价将我结果。可它同时又在提醒着，我们叫人毛骨悚然的近代史太过沉重，在那段时期，恐怖成了支配一切的临在。
辛苦的一晚。我的两眼好比探灯。被幽灵充斥的欧洲有如赛格尔的舞厅，还背负着过去的记号。它既已是一堆哀伤的墟骸，便再也无法安然立于世间；事实上，它怎还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意义，或以任何意义，感觉自己归属于这地球？
最后，我睡着了，尽管只有一个钟头。早晨七点，我睡死过去，这一死便掐灭了所有恐怖。我是一小时后醒的，心情不错；我特纳闷，因为谁都不会指望在整晚只睡了一个钟头的情况下遽然状态大好。
“生活是严肃的，艺术是快乐的。”我高声诵道。随后我便想象着，一声炮响炸醒了卡塞尔全城。
* * *
(1)美国边境城市。
(2)出自《一千零一夜》。
36
即便面对着铅灰色的天空与卡塞尔冷峻的仪容，我的好心情也没有过一刻低落。
值得一提的是，我没过多久就有了这样一种感觉：与我草屋中的冥想空间不同，在公车上，思考只会让我轻松，甚而它还助我驱散了不眠之夜的大片阴翳。我本该再睡会儿的，可我一点不困。那天早上，坐在巴士前端的我为艺术理论的存在感谢着上帝与杜尚，此外我还发现，哪怕有那么多次，我必须下到场内、面对现实，理论仍旧是我的一生挚爱。我在车前坐着，忽就决定转移至后方，我确信，那里视野更好，车窗更敞亮。
去那儿探看起雨中公路的是奥特尔。
而奥特尔也没闲着，二话不说就构思了个极像我的人物，权且算是先锋吧，因此得坐在大巴前头。
我愈发抖擞了：随着公车向郊外的深入，我的精神能量也似变得始料未及地壮大。
抵达奥维达姆路19公里时，我们在“成吉思汗”餐馆前停了一会儿。我从小窗里瞄了它一眼。仅是想到我得在这无人等候之地下车——准确地说，只要他们确定了我是个没啥名气的作家，这里就绝不缺讨厌我的人——一波浩瀚的懒散便向我扑来，一股盛大的疲倦向我袭来。
然而即便如此，我还是站了起来，想要下去，可我又被某种东西推回了位子。怀着巨大的错愕，我从我光复的前座上定睛望着窗外，那个如此枯燥、如此无味的地方，在雨中，如铅一般。我还记得当时的惊悸，我望着它时无边的惊悸。
此后，大巴继续上路。我那么孤单，且我明白，我还得孤单许久，久到让我觉得，我必须从外部看我，这样一来，至少还有那个我假想正在看我的人与我同行。情况就是这样，我将自己视作了维姆·文德斯一部老电影的一个场景中的主角；那部片中，人物乘坐着各式公共交通工具，从形形色色的车窗中凝视着德国冰冷的城市，眼中是无限的疏离。
公车仍在前行。我发觉它走的是环线，因此二十分钟之后，我们再次停靠在奥维达姆路19公里。这回我要比上次更接近下车，可最后，我复又见到那餐馆在雨幕中无趣而可怕的样子，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是如此，我又一次收住了脚步。那天上午，我觉得万事皆有意趣，惟有这阴森之地不行。我又二十分钟一圈地连乘了八圈，总共在这公交上赖了约三个小时，就是不愿独自面对我的中国宿命。
而最奇怪的是，我甚至倒不出空来为此感觉懊恼：我没把箱子里的书带上，无论是《阿尔卡里亚之旅》还是《浪漫主义》，换句话说，在登上我着了魔似的漫长的环形旅途时，我都没有捎上什么能读的东西。事实上，我一遍遍地绕着圈子，且乐此不疲。一阵轻薄而怪异的愉悦感，尽管其能量微弱，将我牵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活动，让我幻想着——打个比方吧——我走进“成吉思汗”，不仅自觉是个正在回家的中国人，还再度发现，我的胳膊变得老长老长，腿离我的身体太远太远。我特中国、特妖魔地走了进去，瞥了眼那张放有花瓶的小桌，见它远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坏了。是我白天的乐观主义倾向产生了效果？沉浸在异想空间中的我自问道。我在车上浮想着，窗外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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