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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以我升上初中为契机分居了。不可能辞去工厂职务的父亲留在M市的住宅区，我和母亲来到东京。两人在两个多月后正式办了离婚手续，为他们的关系画上了句点。尽管如此，他们起初对周遭的解释却是为了受伤的我转学而分居。在父母的思维定式中，他们惯于将遭到诱拐并被囚禁一年之久的可怜女儿的处境放到第一位去考虑，而两人关系的真相却不太像他们对外宣称的那样。父亲有了别的女人，是母亲离家出走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说，照顾我的感受这一堂而皇之的理由与大人们的心思密不可分，父母的离婚，也利用了我的案件做挡箭牌。

父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背叛母亲的？按照母亲的说法，背叛好像在我被拐后不久就发生了。父亲不够坚强，承受不住我突然消失的不安与恐惧，也缺乏固守希望的强韧意志。这样的父亲，大概无法照应容易精神崩溃的母亲。他选择了一种轻省的办法，逃避现实，去寻找一种能够令他心情舒畅的新生活。他看上了K市车站前面一家自行车店的老板娘。

为什么我连父亲的出轨对象都知道呢？几年后，我去看牙医时偶然看到一本周刊杂志，读到一篇题为《后来的那个人——M市诱拐监禁案受害者的父亲与第三者再婚》的报道。那篇以窥人隐私为乐的文章占了半个版面，给父亲用了化名，但一看便知说的是我那起案件。报道称，父亲在案件的风头过后，终于和交往多年的自行车店老板娘成了家。那个老板娘撇下三个孩子，被赶出了家门，街坊四邻议论纷纷，推测是诱拐案使我父母的关系发生了裂痕——尽是些不负责任的内容。

读罢文章，我的感想和写文章的记者相同。案件毫无疑问地给父母的感情带来了无法挽回的伤害。可这篇报道还给我带来一种奇妙的感受：文章中完全无法感受到我的存在。我是案件的受害者，也是当事人，在短短一年之间脱胎换骨，早早地变成了大人，夜夜做着充满恶意的幻梦。可是这篇报道却仿佛与我没有半点儿关系。报道的内容不仅仅是父母之间的事，它甚至打散了父母和我的关系，整件事却在无人知晓的状态下继续发展。

母亲神经质地想让我留在她的身边，某种程度上是她对父亲背叛的一种反击。如果失去我，母亲就将坠入孤独的地狱。现在的我，一方面为母亲感到可怜，一方面又想要远离母亲。我这种奇妙的感受，竟然和父亲的感受不无相似。

母亲带着我搬到东京都的L市，找了一份卖保险的工作。总是把现实生活想得太简单的母亲，在我看来很难做好保险销售类的工作。不过即便如此，加上父亲每个月打来的不多的赡养费，我们还是勉强维持着生计。忘却了音乐的母亲不再精心打扮自己，把活着的意义放在照顾我的日常起居上。我也学会为了母亲，即使遇上再艰难的事也装作云淡风轻。因为这样一来，可以减少许多麻烦。上初中后的我，或许反而承担起保护脆弱的母亲的职责来。有了夜晚的幻梦，身边的一切都不再能伤害到我。

L市和埼玉县接壤，是东京都的城市中相对朴素的一个，有许多上班族在此地居住。我们住的公寓被农田环绕，农户们种着萝卜和白菜，但明显有自己的打算：迟早有一天要将这些农田变卖成住宅用地。这一带属于生产绿地，在税金上有优惠，因此，田里总是飘着蔬菜腐烂的臭味。农田对面是鳞次栉比的大型公寓群，比我以前所在的住宅区还要高级许多。网球场和简陋的高尔夫球练习场横在农田正中，主妇和孩子们骑着自行车来来往往，街区风景和M市别无二致。

那么，我是不是就不喜欢L市了呢？并非如此。我喜欢L市的杂乱无章和自由的气息。居民们到了夜晚会回到城市里，但早上便四散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家不会去同一所学校、同一家工厂。所以，我现在仍然在L市买下的公寓居住。

来到新的初中，我的过往被彻底地隐匿起来。母亲和小学班主任商量好，校方答应不在我升入初中的所有档案中放入有关那起案件的记录。母亲离婚时，我已经改姓母亲的旧姓岛田，因此没有人知道我身上发生过什么。更凑巧的是，我上的那所初中是一所因人口流入而新开的学校。校舍是新的，老师和学生们也几乎是拼凑来的。在那里，我总算尝到了自由放松的喜悦。当然，这种感受仅仅是针对我周围的环境，我内心的解放距此还有一段时日。

笹木偶尔打电话来，想为我介绍L市的医院和医生。她一直坚持认为，创伤后应激障碍会在我将要忘记那段往事的时候出现。可是，前面我也提到了，那时的我非但不想赶走被监禁时的噩梦，还渴望在那噩梦之中生活下去。没错，我不愿离开那场毒梦。

宫坂也来找过我几次。作为负责案件的检察官，他自然希望从我口中打听出一些消息，但他的意图似乎不只如此。宫坂很快便发现我的家庭在一步步崩溃，并对此抱有兴趣。

上初中后，宫坂曾在母亲外出的时候来过我家。当时，健治的审判已经开始了一年左右，宫坂从距离L市最近的车站打来电话：“我有几件事想和你确认，可以去你家拜访吗？”那是六月的末尾，一个被盛夏的强烈阳光炙烤的午后。我刚放学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