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成年了,能够照顾自己,”戈尔蒂说,“她要愿意,可以来佛罗里达和我住。我正考虑搬去迈阿密海滩。”
“戈尔蒂!”
“别嚷,”希拉说着,露出一副一触即发的架势,“你会吵醒迈克尔的。”
戈尔蒂耐着性子,彬彬有礼地对女儿说:“迈克尔一清早就走了。他带琳达去海滨度星期天,去他们在贝尔马的别墅。”
“巴尼加特。”爱泼斯坦咕哝着,起身离开餐桌。
“你说什么?”希拉问。
“巴尼加特。”他决心不等再有人发问,就先离开这个家。
在街角的快餐馆,他买了份他爱读的报纸后独自坐下,边喝咖啡边望着窗外,街上行人正成群结队朝教堂走去。此时走来一位非犹太姑娘,手中拿着一顶白色的圆帽;她弯腰脱下一只鞋,摇着倒出掉入鞋中的砂砾。爱泼斯坦瞧着她弯着的身子出神,竟把咖啡洒在衬衣的前襟上。姑娘那紧身衣下面绷紧着的臀部,小小的,圆圆的,就像一只苹果。他瞧着,然后像作祈祷似的,连连拿拳头捶击自己的胸膛。
“我做了些什么呀!哦,上帝!”
喝完咖啡,他拿起报纸,走上大街。回家?什么家?在对街艾达·考夫曼家的后院里,他看见了她,她身穿短裤和三角背心,正往晾衣绳上挂她女儿的内衣。爱泼斯坦环视四周,只见街上都是上教堂的非犹太教信徒。艾达看到他,微微一笑。他顿觉火上心头,于是走下路边石,不顾一切地抬脚穿过马路。
中午,爱泼斯坦家的人听到街上有警报声。希拉正读着《邮报》,听到声响就抬头倾听起来;她看了下手表。“正午?我的表慢了十五分钟。这只糟糕的表,还是我爸送的礼物呢。”
戈尔蒂·爱泼斯坦正翻阅着《纽约时报》旅游专栏中刊登的广告,报纸是马文特地出去给她买的。她也看了下表。“我的表慢十四分钟。它也是,”她对女儿说,“也是他送的表……”
警报的尖啸声越来越大。“上帝,”希拉说,“这声音听上去多像世界末日的丧钟。”
正拿红手帕擦着吉他的马文,这时突然像黑人一样闭上眼睛,引吭高唱起一支有关世界末日的歌曲来。
“住口!”希拉说,她竖起双耳,“可今天是星期天,警报该在星期六才——”
戈尔蒂从睡椅上一下蹦了起来。“难道真是空袭警报?哦,那可真求之不得!”
“是警车,”希拉说,她双眼冒火,飞步直奔前门,对警察,她天生有一种政治性的反感,“它开到街上了——是一辆救护车!”
她抢步跨出前门,身后马文紧跟着,脖颈上还挂着他那把吉他。戈尔蒂脚穿拖鞋,趿拉着,尾随其后。走上街头,她猛地转身朝家里望了望,见大门已经锁上,不用担心白日大盗、飞虫和尘埃的侵扰,这才放下了心。她转过身来,跑了没多远,救护车已在对街考夫曼家的车道上停住了。
那儿挤着一群人,邻居们有的身穿浴袍,有的套着家常便服,有的手里还握着报纸的漫画专栏,连那些教堂常客,头戴白帽的非犹太姑娘们也挤在人群当中凑热闹。希拉和马文站在前排,可戈尔蒂无法挤到前面,但即便挤在人群后边,她仍能看到一位年轻医生跳下救护车,直奔门廊而去,他一步迈两级台阶,放在后裤袋内的听诊器跟着直摆动。
凯兹太太来了。这个腹部似乎延伸到双膝的红脸矮胖女人一把拽住戈尔蒂的手臂。“戈尔蒂,这儿又出了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珀尔。看这儿闹的……我还以为扔了原子弹呢。”
“要是真的扔原子弹,你准会知道,”珀尔·凯兹朝人群扫了一眼,目光最后落到这幢房子上,“可怜的女人。”她说着,记起才三个月前,一个刮着风的三月早晨,也是一辆救护车开到这儿,把考夫曼太太的丈夫送往医院,他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真造孽,真造孽……”凯兹太太满怀同情,不住地摇头,“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不瞎说。我敢断定她精神崩溃了。那可不是好对付的。不像胆结石,想取就能取出来的。那是精神崩溃,属于疑难杂症……你不认为可能是她女儿病了吗?”
“她女儿不在家,”戈尔蒂说,“她和我侄儿迈克尔一起去玩了。”
凯兹太太见还没有人出来,就迫不及待地向她打听。“他是谁,戈尔蒂?和路翻了脸的那个弟弟的儿子?那人就是他父亲?”
“是的,住底特律的索尔——”
可她突然顿住了,此时前门大开,尽管人还没见出来。忽听人群前排有人在发号施令。“让一让。对不起!让一让,见鬼!”是希拉的声音,“让一让!马文,帮我一把!”
“我没法放下我的吉他——我找不到地方——”
“叫他们朝后退!”希拉说。
“可我的吉他——”
医生和他的助手此时正斜抬着担架穿过前门。他们身后站着考夫曼太太,她上身套着一件男人的白衬衣,衬衣下摆塞进下身的短裤里。红肿的眼眶内,一双眼睛失神地凝视着;凯兹太太注意到她还没化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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