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而已。”我这样说完全出于好意，不料又使佩蒂姆金太太回到她的哈大沙的工作上去了。我挖空心思，想向她证实我不是异教徒。最后我问她：“您知道马丁·布伯(17)的著作吗？”
“布伯……布伯，”她念叨着，眼睛仍不离她的哈大沙名单，“他是正统派还是保守派？”她问道。
“……他是哲学家。”
“那他是改革派吗？”她问，看来有点气恼，不是由于我的含糊其辞就是由于布伯参加星期五夜礼拜可能不戴圆顶小帽，而布伯太太厨房里可能只有一套碟子(18)。
“正统派。”我小声说道。
“很好嘛。”
“是的。”
“哈得孙大街犹太会堂不就是正统派的吗？”
“我不知道。”
“我以为你是属于正统派的。”
“我是在那里受戒的。”
“那你还不知道那是正统派的？”
“不，我知道，是正统派。”
“那你一定是了。”
“嗯，是的，我是。”我说，“您呢？”我脱口而出，禁不住脸红起来。
“正统派。我丈夫是保守派。”对后半句话我的理解是他对这类事情漠不关心，“布伦达什么也不是，这你可能已经知道了。”
“是吗？”我说，“不，我并不知道。”
“她是我所见到过的最优秀的希伯来语学生，”佩蒂姆金太太说，“不过她太目空一切了。”
佩蒂姆金太太望着我，我在考虑出于礼貌是否要表示赞同。“哦，我不知道，”我最后说，“我看布伦达是保守派，可能有点改革派的……”
电话铃响了，我得救了，我像一个正统派教徒那样对耶和华默默祈祷一番。
“喂，”佩蒂姆金太太说，“……不……我不能，我得给所有哈大沙成员打电话……”
我装作在听屋外的鸟叫，虽然这紧闭的窗户是传不进大自然的声音的。
“让罗纳德开车带回来……可是我们等不及了，我们说要准时就得准时……”
佩蒂姆金太太瞟了我一眼，然后用一只手捂住话筒，“你替我到纽瓦克跑一趟好吗？”
我站起来。“好的，当然可以。”
“亲爱的，”她回头对着话筒说，“尼尔来取……不是的，尼尔，布伦达的朋友……对……再见。”
“佩蒂姆金先生有些银器我得看看。你开车到他那里去取好吗？”
“当然可以。”
“你知道他的店在哪里吗？”
“知道。”
“拿着，”她说，把一个钥匙圈递给我，“开那辆大众去吧。”
“我的车就在外面。”
“拿着钥匙。”她说。
佩蒂姆金厨卫水槽专卖店位于纽瓦克黑人区中心。许多年前，在大规模移民时期，这儿曾是犹太人聚居区。人们如今还可以看到小鱼铺、符合犹太教规要求的土耳其浴室。本世纪初，我的祖父母就在这儿买过东西、洗过澡。甚至连那时的气息也依然存在：白鲑、咸牛肉、酸番茄的味道。但如今，报废车零件售卖店浓烈的机油味、啤酒厂的酸臭味和皮革厂的焦臭味压倒了一切。大街上听到的不再是意第绪语，而是拿着扫帚柄及半只橡皮球在学威利·梅斯(19)的黑人小孩们的喧闹声。四邻也变了：像我祖辈那样奋斗过的犹太人已经去世，他们的子孙经过奋斗已繁荣昌盛，并且越来越向西迁移，先到纽瓦克的边缘，再到纽瓦克，沿奥兰治山坡而上，登上顶峰，接着沿山的另一侧下来，拥进非犹太教的领地，就像当年那些苏格兰-爱尔兰裔拥进坎伯兰峡那样。现在，黑人事实上正沿着犹太人的足迹进行着同样的迁移。那些还留在第三区(20)的人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躺在发臭的褥子上梦想着散发松香的佐治亚夜晚。
有一瞬间我脑海中掠过一个念头：我会在这里的街道上碰到图书馆里那个黑人男孩吗？当然，我并没有碰到，尽管我肯定他就住在这种四壁剥落的破房子里，什么狗啊、小孩啊，穿围裙的女人啊，在这里不停地进进出出。在房屋的顶楼，窗子开着，一些老态龙钟的人——他们自己没有能力走下咯吱作响的楼梯上街——坐在别人给他们安排的没有遮蔽的窗前。他们的手肘靠在光秃秃的靠垫上，脑袋从脖子上无力地垂下来，俯视着街上那些年轻人、孕妇和失业者忙碌奔波。谁会步黑人的后尘呢？还有谁会被遗弃呢？没有人了。我想，有朝一日，这些祖父母曾在此用亲人逝世周年纪念日上的玻璃杯饮过热茶的街道将会空无一人，我们所有人将移往奥兰治山之巅，到那时，棺材里的死者不会停止踢他们的棺材板了吗？
我将大众停在一扇巨大的车库门前，门面上写着：
佩蒂姆金厨卫水槽专卖店
规格形制，一应俱全
走进里面我看到一间四周全是玻璃门窗的办公室，它位于巨大的仓库中央。后面有两辆卡车在装货。我见到佩蒂姆金先生的时候，他嘴里叼着一支雪茄，正对人大声喊叫。那人是罗恩。他身穿一件胸前印有“俄亥俄州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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